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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蟮牧奖士П闶腔ǚ阉陌俣嗤蛱碇玫囊惶妆嗉低常褂性じ读�200万现金去购买新闻纸。这两件事情都汇报过米老板的，当时杨阳说的理由是报纸的编辑系统已经落伍，影响到报纸的快捷、及时，必须添置电子编辑系统才能赶上时势发展的要求，况且通过投资网络成为海山最大的第四媒体，这本身也是赚钱项目；至于去年底买新闻纸的事，本来，米老板是准备调出报社账上的那些可支配资金另外投资一个项目的，由于当时项目没谈下来，便听从杨阳关于“新闻纸从来是只涨不落，多订购点就等于把钱放在纸厂继续赚钱”的建议，把款打到了纸厂。审计人员对这两笔开支曾画过问号，都被杨阳解释得一清二楚，但这事一直是米老板的心病。
杨阳一本正经地汇报着，谈着自己改版的想法和打算。此时，白樱桃踩着高跟鞋“喀喀”作响，进进出出不时给三人续水换茶，扭动的身子像是一台空气加湿器把浑身刺鼻的香水味扑洒得满世界都是，米老板闻着很不舒服，他的嗓子“昂昂”几声，似乎清理着来自喉咙里的污物。
报社刚办时，杨阳给米老板解释过白樱桃的来历，看得出杨阳身边这个女人长得确实漂亮，对于米老板这个一辈子除了老婆再没亲近过任何女色的人来说，女人在他面前只是一张图画，具有图画赏心悦目的功能。成为老板后，身边形形色色的女人见得更多了，她们那些赏心悦目的功能慢慢地消失殆尽。现在，白樱桃这样的女人放在杨阳眼前，整天晃来晃去的，咋能安心地办报呢？谁不知道杨阳是个见了漂亮女人就迈不开腿的花花公子，当年合伙做杂粮生意时，曾把日本商人带来海山旅游的女儿都搞到床上，还美其名曰是给当年受日本鬼子糟蹋的中国姐妹们报仇。有几次，米老板想说这个事情，但在公司章程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内容，所以忍着没说。他相信自己的眼力不错，这个女人一点儿都不地道。
从进入媒体开始，米老板告诫自己在跟杨阳这个说文化不文化、说商人不商人的人打交道时得多长几个心眼。小时候，经商一辈子的老父亲说过一句话他至今记忆犹新：文人的书案和美人的妆台是世上最可怕的两种东西，世间的不安多是由这两种东西造成的。美人的妆台，当时他是理解的，因为父亲有三个姨太太，把这个家搅和得七零八落，可文人的书案有多厉害，他没有领教过。幼年他倒是想好好读书，想在读书中知道文人究竟怎么可怕，但进入私塾上了几天学，日渐破落的家随着父亲的离世马上树倒猢狲散了。此时，刚刚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已进入暮年的米老板在他的房地产行当里如日中天，为何不享天伦之乐却要倾其所有办报纸呢？这里有他不可告人的苦衷。米老板没进过几天私塾，没多少文化，可惟一的儿子天资十分聪明，打小在音乐方面是个天才。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只抓革命，不谈生产，街上整天红火热闹，今天敲锣打鼓庆祝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明天庆祝党中央全会出了多少条纲要。刚呀呀学语的儿子街上转过一圈，马上便敲起碗筷“咚咚咚咚”地敲得一个节拍也不错。别人对着毛主席画像，仿佛是站在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面前那样，虔诚地唱语录歌。比大人热情更高的儿子全神贯注地听着，只听一两遍就能一个音符不错地哼出调调。上了中学后，他理所当然地进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耳濡目染中，吹拉弹唱使唤各种乐器样样精通。等到恢复高考艺术类院校招生时，全省惟一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指标被儿子夺得，以巴赫的小提琴曲打动了考官，顺利地进入音乐学院的校门，就读小提琴专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却以作曲家的身份进入中央乐团。从此，他走上了金光灿烂的艺术之路。这么多年来，他经常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国外著名学院进修学术交流和深造，还到维也纳爱乐乐团工作过一年，目前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音乐家。
有这样一个儿子，当时在市粮油公司做小职员的米老板的骄傲和自豪感是谁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令他感到烦恼甚至愤懑的是儿子似乎和他格格不入，觉得他这个小职员出身的父亲是一个地道庸俗的小市民，哪怕是在他后来成为大老板，儿子对他仍然是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土得掉渣的老财主。在结婚前，儿子一两年里还偶尔回来一次，当后来和一位大学校长的千金小姐结婚后，他再不曾回过海山。儿子对自己的这种态度令米老板耿耿于怀，真是应验了那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老话。不过，儿子再怎么不认爹也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不回家看老子，只好老子到北京去看他，这样看来看去，直到后来看到了儿子的儿子。
米老板成为大款后，生活依然十分俭朴，这倒不是他吝啬的原因，舍不得花钱是因为多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叫他有钱没处去花。拿吃饭来说，盛产杂粮的海山市在北方地区独产一种黄米，便是他每天必吃的好东西。黄米是谷类杂粮，少吃点还可以，一般人要连续吃几顿的话胃里便发酸。可他就喜欢吃黄米粘饭，把米熬得稠糊糊的，里面再放些土豆和酸菜，吃起来真不知要比那些山珍海味强多少倍。有时为了生意他必须要陪客户吃饭，只好自己看着客人吃那些海鲜，他的胃压根容不得一点儿这样的东西，甚至闻着就浑身发痒。吃饭如此，其它生活也很平淡，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甚至连茶也不喝，阳痿也多年了，见了姑娘心情自然不好，可以说基本上没什么嗜好。所以，钱在他的眼里只是些纸片。第一次到北京看儿子是九十年代初，那时他倒腾贩卖杂粮已赚了一百多万。此次去北京是参加儿子的婚礼，他给未见过面的儿媳的见面礼是托别人花八千多美金在南非买的一个大钻戒。惟恐儿媳一家小瞧自己，在离开海山前特意打问了好多人，知道北京最有名的是北京饭店，就提前在那里预订了房间。他从来都做的是上门生意而不出远门，即使是偶尔到省城有事情办理，也从不坐飞机。他认为毛主席一辈子也没坐过的东西肯定是不好的。可此次北京之行却是例外，平时穿宽松衣服的他精神十足地穿一套皮尔·卡丹西服，先乘汽车绕道省城转机飞往北京，飞机落地后连行李上贴的标签都舍不得去掉。当儿子和媳妇接他回家时，他故作神气地说，听说你们的住房也很紧张，我就叫朋友帮忙在北京饭店订了房间，唬得儿媳直咂舌，他的心里找到点平衡。
和他想象中的情景相差十万八千里，儿子的婚事办得十分简单，只请了三桌亲朋好友，婚礼的气氛也看不出来到底是冷清还是热烈，轰响的音乐是那首后来才知道全世界结婚的人都在放的《婚礼进行曲》。喜宴上，儿媳怪里怪气地穿一身白色纱裙。担任大学校长的亲家和亲家母都是满头银发，和他只是客气地点头基本不说啥话。婚礼过后两天，他宴请亲家在北京饭店吃饭，要来的茅台酒都打开了，他有些得意地念叨着毛主席说过的“才喝茅台酒，又食武昌鱼”。亲家笑吟吟地啥也不说。儿子已憋红了脸纠正道：“那是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他悻悻地嘀咕说茅台酒难道不是长江水酿的吗。点菜的时候，在亲家的几经推让过后，他看着名字奇特的菜谱便按照价格点了几个高价菜，谁知点好后，亲家却点评说这几个菜普遍是胆固醇高，还是要几个素菜吧。菜上来后，亲家仅象征性地喝了一杯茅台酒便撤下杯子，后来在他一再相劝下，人家说那来点红酒，亲家母也补充说再加点冰块和柠檬。虽然他们说话时总是彬彬有礼，像日本人那样一声一个谢谢，却弄得他很不好意思和尴尬无比。席间，人家老、小两对四口子都大谈肖邦、贝多芬，还有大、小约翰·斯特劳斯和帕瓦罗蒂、多明戈他们的演唱会，他却无聊得六神无主，如坐针毡。于是乎，从来不喝酒的他独自饮着茅台酒，没有幽香的酣畅，只有缠绵的苦涩。临离开北京时，亲家在一个很小的食堂里回请他吃饭，都是老北京的吃什，如芥末菜墩、酱黄瓜、油饼和豆汁等，最后来一碗垫底的炸酱面。说实话，这顿饭倒是吃得舒服，可上这地方来请亲家，显然有点遭践人的意思，压根是瞧不起自己。当时，他发誓再也不到北京来了，后来等有了孙子的时候还是按捺不住亲情，而且到北京成为每年必做的“作业”。到了九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