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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到了笔试、面试三轮后，那些新闻学院科班出身的大学生甚至连传媒大学的研究生一个都没入围，留下的几名全是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经营头脑的人员。到最后的时刻，千呼万唤的站长人选尘埃落地，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名不见经传的街头闲人，靠过去人们常说的“投机倒把”行当赚了几个钱。据说，他之所以在最后一轮中脱颖而出，靠的便是胆大一条。当时，四名候选人拿到的题目是：假如报社给你创造一切条件（包括发记者证、提供发票和足够的版面等），你要是当站长后一年能给报社上交多少利润？现在一次性最多能拿出多少站长保证金？看着题目，这个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乡村小学没上过一天班的海山人杨阳，虽说兜里只有靠倒卖小杂粮积攒的10万元积蓄，可凭着他的胆大，竟然给出的答案是“一年上交50万元的利润和一次性交纳10万元的保证金”，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海山记者站长的职位。
买得了职位的杨阳颇有头脑，他并不急于上任，而是不顾何站长要他尽快进入岗位的催促，继续留在省城，十分虚心地跟着何站长实习。凭靠着前几年倒粮闯荡商场的精明，他发现做记者其实一点不难，比如所有写的文章都是“倒金字塔”式的那一套完整模式，导语几句概括，内容随便展开，后面再加一句比如“此案正在调查中”的模糊总结，一条消息报道就可以万事大吉。而即使在稿子里出现错别字、语病或者是更大的问题，都有坐在办公室里的编辑围绕基本的新闻事实逐字逐句地修改，替记者擦屁股，玩弄文字游戏。同时，他有更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要当好记者必须有霸气，但这种霸气不同于领导的那种霸气，领导的霸气是颐指气使、不容质疑的，记者的霸气却是盛气凌人中的趾高气扬和咄咄逼人，他相信自己天生便已具备这样的霸气，绝对是当记者的一块璞玉浑金，只要稍微进行修饰雕刻，一定可以绚丽多彩，价值连城。
杨阳在实习中接到群众投诉说，一个派出所强行向辖区群众每户征收20元安全费，当拒交的群众到所里质询时，派出所干警竟以干扰执行公务为由给这几名群众戴上了手铐，并带回所里去“洗脑”。警察后来要打开手铐时遭到他们的齐心抵抗，说这手铐好戴难摘。警察用鼻孔“哼”了两声，分别给他们做了笔录，并要求他们写下悔过书，谁拒绝写则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妨碍执行公务的名义统统给予行政拘留。一听要拘留，这些老实巴交的群众害怕了，都按照派出所的要求写了所谓的悔过书。可当走出派出所后，大家的胆子又正了，互相一碰头，感到在民主和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己的事情比窦娥还要冤枉，一合计便写了材料给媒体举报。《劳动者之家报》接到举报后，何站长亲自上手，带着杨阳来到了派出所采访，语速很慢的何站长先是拿出记者证，公事公办地请派出所所长过目，然后询问是否有违法给群众戴手铐一事。见所长再三否认，他煞有介事地把杨阳隆重推出，介绍说报社对这起事件十分关注，专门从总社抽调出特派记者杨主任介入，准备进行跟踪报道，以配合全国公安系统的大整顿。被称为主任的杨阳紧张得不知所措，所以就啥话也不说，可他的不说话在所长看来那是城府很深，更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采访完大家分手时，所长打问杨主任的住址，何站长随口便说出派出所附近一个著名的四星级酒店，然后扬长离去。出了门，杨阳还在紧张地擦汗，何站长却笑嘻嘻地真把车开到了那所酒店。原来，他早已登记好房间，等待鱼儿来咬钩。过了一个多小时，《都市报》政法部主任把电话打来，询问何站长在哪里，主任说这个派出所是全省评选出的明星派出所，多年来工作很不错的，这次的事情属于偶然，目前所里立即进行了整改，还给当事人进行了赔礼道歉。主任最后说所长是他的老朋友，请何站长高抬贵手，给杨主任和报社做点工作，人家也不会亏待大家的。何站长心照不宣地打了几句哈哈，表态说给杨主任做工作倒是可以，不过，解铃还得系铃人。主任说那是自然的事情，所里会出面的。电话挂了刚一会儿，他们的门铃响了，所长一进门，二话不说把两条软中华香烟往写字桌上大大咧咧地一掼，然后掏出一个本子汇报他们所里的整改意见，记者走后干警们立即行动起来，现在都到社区里退款，力争赶明天全部退完。所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跟他们询问地说，俗话说得好，不怕犯错误，就怕犯了也不改正，你们新闻监督的目的不也正是为了督促改正错误吗！还没来得及进行舆论监督错误就改正了，应该说我们都算是好同志吧！所长的话说得他们两个都笑了，嘻嘻哈哈中所长请他们吃饭，何站长以杨主任还有其它事情为由而婉言拒绝。所长看这情形，便掏出两个信封悻悻地笑着说，那你们自便，自便吧！想吃点啥自己去，大家也都很忙。所长一出门，何站长便拿起信封，看到两个一样的薄厚，便随便拿一个甩给杨阳，得意地说你小子也跟着老师沾光。杨阳自然高兴，兴奋之余还不忘说咱们赶紧退房，这样能省半天的房费，好几百块呢？何站长说你倒是心细，不过这事情难道还用咱们操心啊！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所长应该早给酒店打过招呼不收钱了。要不考虑到这一点，我也不会在派出所的辖区里要这个房间的。当然，咱们还是小心点，不敢在这里继续放纵，小心人家也设圈套。杨阳明白何站长说的“小心”肯定是指找小姐那类乌七八糟的事情，便附和说那是当然，小心没大错啊。次日，当他们离开结账时，酒店果然如数退还了预交款。
跟着采访了三四次，何站长的那些套路动作杨阳已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而对于何站长本人的水平，他已在心里嗤之以鼻起来，因为看到了何站长在张扬后面的色厉内荏和底气不足。
从外表看杨阳真的其貌不扬，掉进人堆就像一滴雨珠掉进大海那样马上被淹没，从他爬着上“三菱”吉普车的动作估计，他的身高大概还不到一米六，他是头大腿短腰子粗，三十岁的年龄，长着一颗六十岁爱因斯坦般的老人头，满脸沟壑纵横，两只眼睛也一高一低。这两只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的眼睛，像是京剧里有意识地用化妆手段提起的眼角，人工制造出鼓鼓的虎眼，虽然威风凛凛，可总是有几分虚假的成分在里面。总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这个人浑身都是猥琐的样子。
杨阳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老牌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大学一毕业便从省城分配到海山地区的一个乡政府里工作。看大学生写写划划，的确有些功底，乡里便把他放在文书的岗位，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明确说他就是乡里的文书。在忍辱负重的生活里，无助的他只得听天由命地和农村姑娘结了婚，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度过。一次，乡里的一个老地主拿出一份发黄的纸片要求做曾支援过革命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不可能给地主做，但他识别了这张黄纸片的真伪，原来这是给红军捐献过大洋的凭证。从地主的黄纸片里他想到，自己的老家是革命老区，当年如果家里的老地主前辈们没给八路军做过什么贡献，那肯定早就被砍了头。信心十足的他决定从改变自己的身份开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回到老家，极力唤起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爷爷的红色革命回忆。果真，在他的诱导启发下，老人想起曾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捐献过五十石粮食，土改的时候还主动拿出二十亩上好的水地给过贫苦的乡亲。在爷爷费力的回忆下，他找到了同样是耄耋之年的几个证明人，几经努力使全家的身份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从此他也在政治上抬起头来，成为正式的乡文书。可刚更改成分后没两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地开始了，长期受到乡长压抑的他积极投身于造反运动，很快夺权当上了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看来，人他妈的劣根性都是如此，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无官的时候他反对官，自己有了官职后便颐指气使成了变色龙，首先对结发的土妻子产生了厌恶情绪，常常以革命工作繁忙的名义不回家，后来革命到了浑身散发着铁姑娘味道的公社广播站播音员小贾的被窝里。
好日子来得快了，走得也很彻底，和播音员的鸳鸯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