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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为一种现前具足之人生观。老庄所与儒家不同，乃在老庄重无重阴，儒家则重有重阳。道家就自然立场，看重那球体之沉隐在人类知识切线下之底层。儒家就人文立场，看重那球体之呈现在人类知识切线上之浮面。其同抱一环形球体观则一。
故无限的人生观，分世界为过现未三界。而具足的人生观则只是一体。自一体而判阴阳，别有无，仍是融凝为一，仍是会归于一，此一体则圆满具足。人生只是此一体之浮现部分，若用我在他处另一譬喻言之，则人生乃是此一体之发光部分。浮现部分与沉隐部分通为一体，发光部分则即在此阴暗体上发光。如是则人生即宇宙之一面，根本与宇宙不别。宇宙具足，故人生亦具足。自佛教传入，中国人始接触到一种无限向前之新人生观。然中国人对于此种新人生观无限向前之意味，愚者则不甚了了，智者虽心知其然而终不䜣合，于是转生新说，曲就我故。故佛家六道轮回业感无边之深旨，在中国社会上则变成了阴世阳世的旧观念。皈依佛法，转生净土，不入地狱，仍以个人死生为说，仍成了一个静止的小圆圈。对佛家永无休止的无限人生，可谓仍未接受。此就小乘说。若论大乘佛学，则一入中国，陈义转深，如云“一即一切”，“心即法，法即心”，“多即一”，“一心法界”，“理事无碍”，“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前后际断，一念无生”。凡此皆是现前具足，当下圆成，立地成佛，遂成为中国佛学最流行的新期望。其实则仍是中国人自己固有的旧传统，老想法。所谓有无死生为一体，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把此等观念，披上一件佛菩萨的新袈裟而登台说法，骨子里则仍是一种循环无端的圆形人生，并非无限向前的直线人生。
这一世代，欧化东渐，中国人再度与另一种无限向前的新人生观相接触。然佛家厌世，中国人不能厌世。欧洲人轻于长往，乐于追求，中国人则长虑却顾，迟重自保，终无欧人凌厉向前之勇气。你若要抱一种无限向前的人生观，你必视现实人生为缺陷，为不足，必勇于舍弃，乐于追寻，必悬一远离现实之理想，而甘愿于舍弃一切而奔赴。近代欧洲人之科学精神与其以前之宗教信仰，同为此种舍弃，追寻，永永向前的人生精神之表现。佛教精神虽若消极，然一样的勇于舍弃，乐于追寻，其为一种无限向前之人生则同。中国人并不肯无限向前，因亦不勇于舍弃，不乐于追寻，徒欲于现实人生中得一种当下现前之圆满具足，则中国人该当自有中国人的道途与方法。今乃拾取西方人生之外皮，高抬嗜欲，不耻奔竞，一面对现实抱不满，一面却仍是将就现实索补偿，如是则不惟自苦，亦以扰人。佛家之无限向前，因其主要偏向于消极放弃，故中国人模拟不真，为病尚浅。欧洲人之无限向前，其主要乃为一种积极把持，中国人邯郸学步，慕效不得其真，则为害之烈，将不仅如当今之所表襮，而方来恐尤将有其甚焉者。你若真认为过去无限，未来无限，则当下现前，如刹那顷，将弥见其短促。电光石火，剑首一吷，犹不足以为喻。若真悟得此旨，则上视千古，下瞩万代，悠悠无极，当身现前，何足经怀。必如此始能洒落长往，此乃无限向前的人生观之第一要着。佛学于一切法相，不住不着，此义甚显，可以不论。即就近代西方言，好像他们对于人生现实，贪着把捉，热切追求。其实彼等所追求而把捉者，并非当下之现实，而仍是一种无限向前之精神，在后驱策，遂使其日进于不可知之将来而永无休止。如宗教家之传教蛮荒，科学家之尽悴业艺，此于眼前现实，何一不极尽撇脱洒落之能事。即就商人言，非大有所弃，亦不能大有所获。要成一大企业家，亦必毕生以之，死而后已，也仍是一种无限向前之精神为之鼓动，何尝丝毫沾恋现实，当下享用，作一种中途歇脚之想乎。近代中国人不了斯义，空慕皮毛，争趋乐利。苟非有如智顗杜顺慧能诸大哲，重生今世，庶乎通彼我之邮，拔赵帜立汉帜，化彼精诣，就我平实。否则此土之纷扰溷浊，恐一时终不见有宁澄之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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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与仁慈心
近代西方二三百年来物质科学之进步，尽人皆知。但人文科学之落后脱节，其弊已显。譬如给小孩或狂人以利刃，固已危险，稍后又给以手枪，现在则给以原子弹，那终非闯大祸不可。此在西方知识界并非不知，无奈他们的人文科学始终赶不上，这也有其原因。在近代科学创兴以前，耶稣教是西方文化的最大骨干。宗教与科学之冲突，最重要者还在它们的方法上。科学须面对事实，在事实上面去求知识，只要事实有新发现，我们的智识便该立刻追随求调整，这是科学修养起码的条件。但宗教精神却恰恰相反，他们在人类之外预先安排了一位上帝，一切人类社会活动，都得推原到上帝，归宿到上帝。尽管人事变了，宗教上的信仰和理论则仍可不变。正因此两方面精神之绝相背驰，而西方人的人文科学，乃于无形中遭遇一绝大阻碍，使他们得不到一个自由的发展。
正使物质科学急速发展宗教退处一旁，而西方人之人文科学仍将无希望。何以故？因他们常想把物质科学的律则来代替宗教来指导人文，如是则人类社会本身依然无地位、无重量。从前是听命于宗教，听命于人类以外的上帝。现在是听命于物质，依然要听命于人类以外之另一位上帝。其实此乃与科学精神正相违。因科学精神正贵在事实本身上寻知识，但西方人却常想把物质科学的已有成绩一转手用来赠与给人文科学，那又如何可能呢？
当牛顿时代，西方人几乎全想把数学物理机械方面的原理原则来解释人类社会，来建立人文科学。待到达尔文时代，生物学开始得到注意，于是西方人又想把生物进化的一番理论与法则来运用到人类社会，来建立人文科学。此比牛顿时代，像是进步了。因生物学究竟是一种生命的科学，比较与人文更接近。机械观的人生论，终不如进化观的人生论较于近情。但病根则依然存在。他们总想把研究人类社会以外的一番法则与理论转移过来，运用在人类社会的身上。无论是物质的，或生命的，到底与人文的园地隔了一层或两层的墙壁。如何能通呢？
人文科学则应有人文科学自己的生命和园地。人文科学家应该在它自己的园地上垦辟，来培植自己的种子。但在西方，那一片园地，却一向荒芜。最先为宗教所侵占，现在为自然科学所攘窃。宗教讲的是上帝，是神，自然科学讲的是物。纵说我们不能舍弃神亦不能舍弃物，纵说神与物全与人类社会有关系，但究竟都不是人类社会之自身。把自然科学的种子移栽在人文科学的园地里，只开自然科学的花，结自然科学的果，与人文科学自身还是不相干。生命科学较之物质科学虽与人类自身较接近，但人类自身的一切知识不能由生物科学来包办。现代的西方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却投入了自然科学的圈套。待他们从自然科学的圈套中逃出，却不知不觉地仍想走进宗教的樊笼。这是近代西方人文科学不能有理想发展的一个最大原因。
试举一例：心理学乃近代西方人文园地里最先进入科学的一门学问。但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并不能说它是人文科学。它只是由人文科学的园地里割让了，出卖了。最先割让与物质科学，稍后又出卖与生物科学。西方人最先讲心理学，只是讲些物理学，如眼如何能看，耳如何能听。后来讲的，也只是讲些生物学，如制约反应等的实验之类。我们并不说物理学生物学与心理学作不相关，但人类的心理学应该有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以外的自己园地与生命。这一番理论西方的科学界听了，必不会赞成。这倒不在乎。所惜是西方也有赞成此番理论的，却大体是宗教家，不是人文科学家。人文科学在西方，依然是一片荒芜，还没有认清楚自己的园地。还没有培植上自己的种子。
上面所论，我们要求对于某项事类有真知识，则必向该项事类之本身去找寻。此乃一切科学最普通基本的则律。达尔文的生物学，不能乞灵于牛顿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我们要建立新的人文科学，自然也不该乞灵于牛顿与达尔文，更不应该乞灵于上帝或神。就达尔文以来的生物学而言，生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