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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可悲！
《快捷》杂志虽然得到一份我的笔记，但说的根本不准确。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只有由我
们自己把事实揭示出来。该死的！
不管怎样，我们都晚了。约翰·马科夫——现在《纽约时报》——听到这个消息，提出了
一些问题。该死的！只有一件事能做：我的实验所宣布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讲。该死
的！
那天晚上11 点，我忐忑不安，担心得很。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家安全局打给我的电话
也没有给我任何帮助。
国家安全局计算机安全中心的负责人萨莉·诺克斯也在城里。她听说第二天要举行记者招
待会。“你不敢提我们的名字吧？”她的声音直震耳朵，“讲我们坏话的报道够多的了。”
我看看马莎。她听到电话里传出的这个女人的声音，眼珠直转。我极力安慰这个特工人员。
“听我说，萨莉，国家安全局没有做什么错事。我不会说你们的资金应该削减。”
“这没有关系。新闻界一听到我们的名字，就会有麻烦事。他们歪曲任何有关我们的事情。
他们绝不会发表一篇公正的报道。”
我看看马莎。她示意让我把电话挂上。
“行，萨莉，”我说，“我保证连你们局的名字都不提。如果有人问，我只说‘无可奉告’”。
“别这样说。那些猪猡会四处乱嗅，寻找更多的消息。告诉他们，我们与此事无关。”
“听着，我不想撒谎，萨莉。不管怎样，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难道不是一个不保密的公开
机构吗？”
“是的，但是这不能成为听任报界到处打听消息的理由。”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派一个人来参加我的记者招待会？”
“我们没有一个雇员受权能同新闻界谈话。”
抱着这种态度，难怪新闻界对她的机构的报道这么坏了。
马莎给我写了张条子：“问她有没有听说过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我插不上嘴。萨利接着
大声嚷了25 分钟，试图说服我不要提国家安全局或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
此时已是深夜11 点30 分，我筋疲力尽，再也受不了了。我要想办法挂了电话。
“听我说，萨莉，”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唠叨完？请你告诉我不能说什么。”
“我不告诉你该说什么。我告诉你不要提计算机安全中心。”
我把电话挂了。
马莎在床上翻过身来，看着我。“他们都是这样吗？”
第二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记者云集。我习惯于参加科学会议和技术讨论会。我总听说记者
招待会，但是并没有亲眼见过。现在我成了记者招待会上人们提问的目标。
记者招待会很热闹。我和上司罗伊·克思讲了半小时，回答记者的问题。电视记者问的问
题很简单（“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你感觉怎么样？”）报社记者问的问题尖锐而难以回答——“国
家应该制订怎样的计算机安全政策？”或者“波因德克斯特将军严禁透露敏感但并非保密的材
料，这有道理吗？”
没有人问到国家安全局。没有人提到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萨莉胡扯了半小时，算白费了。
在此以前，我对记者很不感兴趣，认为什么事都会被他们歪曲。现在这是一条横跨两大洲、
包含一年辛劳的技术性消息，美国新闻界怎么报道呢？
我的技术文章讲得比较详细，有格努—埃梅克斯文件的漏洞，黑客是怎样解开口令的，但
是报纸转述这个消息的准确使我吃惊。重要的材料都写了——军用计算机、陷阱，甚至还有“喷
淋龙头行动”。
这些记者自己也作了调查。他们给德国打了电话，设法弄到我从未发现过的东西：那个黑
客的名字。他们给他打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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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是汉诺威的马库斯·黑斯吗？”
“是的。”
“我是理查德·科维，加利福尼亚这里的记者。我可以同你谈谈吗？”
“我不能谈。”
“关于这件闯入计算机的案子。你能告诉我你是一个人干的，还是同别人一起干的？”
“我不能回答。这个案子还在德国法院审理。”
“你的意图是什么？”
“完全是癖好。”
“你是学生吗？”
“是的。我不能在电话里谈，因为我不信任电话线路。它们可能被窃听。”
“你有律师吗？”
“有。”
“他叫什么名字？”
没有回答。
“你认识匹兹堡的拉兹洛·巴拉夫吗？”
“不认识。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只有在报纸的消息上见过。”
“你能猜出巴拉夫是怎样得到假数据的吗？”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同什么人一起干呢？”
“我不能说。我讲话感到不自在。我不能肯定没有人窃听。”
“你是间谍？”
“哼，谁要这样认为，那是荒谬的。我只是好奇。”
“你能猜出数据是怎样传到匹兹堡的吗？”
“不，我猜不出。我没有把它给任何人看过。我要再说下去很危险，因为我不知道电话线
上是不是有人窃听。”
“你工作有报酬吗？”
“我该走了。我不能讲了。”卡嗒一声，电话挂了。
马库斯·黑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才知道我那只杜鹃鸟的名字叫马库斯·黑斯。
他讲英语，但是不用省略字。他对电话同对计算机一样偏执——总在提防别人。德国报纸
报道说，黑斯5 英尺10 英寸高，25 岁，宽肩膀，他的朋友认为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但并非有
才华的尤尼克斯程序编制者。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本森和赫奇斯牌烟。
我再次翻开汉诺威的电话号码本。是的，上面有他的名字，但他是什么人？这个小伙子要
干什么？我从伯克利是绝对找不到答案的。
也许我应该给德国什么人打个电话。那里我认识谁呢？有两个在马克斯·普郎克研究所作
研究工作的学生。在达姆施塔特有几个认识的天文学家。汉堡有一个我的大学同学。
大约在夏天快过去的时候，一个朋友的朋友给我寄来一封信，说：“我到旧金山参观时需要
一个住的地方。我在你们家地板上睡觉行不行？”看来是个从国外来访问的中学生。
马莎、克劳迪娅和我并不是真的为年轻人开旅馆的，但是我们的大门始终为来访的人敞开
着。迈克尔·施佩伯呆了两夜。他在美国旅行的故事使我们感到非常有趣。同样使我感兴趣的
是，他爸爸约亨·施佩伯是德国北部的一名记者，可以同汉诺威周围的黑客们接触。
我找到了宝贝，偶然发现了一个好奇、坚韧、能在德国挖掘事实的人。在以后的5 个月，
约亨·施佩伯发现的情况拼凑起来足以看出在这条跟踪小径的另一端发生的事。
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下面是我根据采访、警察局的报告、报纸的报道以及德国计算机程序
编制者发出的信息所作的估计。
过去我跟踪的是影子，现在我可以勾画出画象。
* * *
80 年代初，德国联邦邮政局扩大了电话服务范围，把数据网络连接也包括在内。他们的数
据网络服务开始进展很慢，但是到1985 年，企业和大学开始利用这种服务。这是连接全德国计
算机的一条方便的途径，即使不是便宜的途径。
同在其它任何地方一样，学生开始利用这种服务。先是发现系统保护装置的缺陷，然后发
现通过网络和国外计算机连接的途径。联邦邮局忙于开办Datex 服务．大大忽视了这些热衷于
计算机的黑客。
12 名黑客成立了浑沌计算机俱乐部．其成员专门制造病毒，闯入计算机，起到一种反计算
机文化的作用。一些人是计算机彭克，少数人非常精通计算机，另一些人不过是新手。他们通
过电子公告牌和电话联系，以匿名的方式交换被他们打入的计算机的电话号码以及偷来的口令
和信用卡。
马库斯·黑斯知道浑沌俱乐部，但是他从未成为俱乐部的主要人物。他保持距离，作为一
个自主的计算机黑客。白天他在汉诺威闹市区一家小软件公司工作。
约亨·施佩伯在发出喀喀声的电话里说：“你知道，黑斯认识哈格巴德，而哈格巴德同德国
其他黑客保持联系，如彭戈和布雷津斯基。哈格巴德当然是化名。他的真名是？？”
哈格巴德，我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挂上电话后，我从工作日记里寻找哈格巴德。找到了，
他闯入过费米实验所和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我还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名字。我到学校数据库
调查，向朋友打听。什么也没有发现。在以后3 天里，我逢人就打听，希望有人能想起来。
最后，在伯克利一家书店，柜台后面的妇女说；“啊，当然。哈格巴德是《先觉者》丛书里
的英雄。”《先觉者》丛书是科幻系列小说，写的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