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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来的这件事打过赌，而且我输了。我还欠他一盒饼干呢。
向联邦调查局去诉说吗？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可是这件事现在不属我所在地区
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列。这很可能使他们得到另一次不理睬我们的机会。
去空军特别调查处吗？我们曾要求让他们不断了解情况。由于黑客对军方的计算机发动了
袭击．我理应告诉国防机构的某个人，不管这使我在政治上感到多么尴尬。
如果说同军方谈这个问题是很难的话，那么打电话给中央情报局就是个真正的障碍了。一
个月以前，我曾认为他们需要了解某个试图闯入他们计算机的人。我尽了我的责任。现在我是
否应该告诉他们这是个外国人呢？
但是，看来还是给他们打电话联系合适。我可能懂得节点和网络，可是间谍活动？？在研
究生院中可没有教过这玩意儿。
当然，伯克利蒸蒸日上的左翼团体中的我的朋友们会告诉我，国务院会吸收我。我骑车经
过行人和车辆时暗自思量着，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应如何行动：中央情报局应该知道这件事，
我应该去告诉他们。
我曾经为了促使官僚机构采取行动而进行过坚持不懈的斗争。如果我在所有这些用三个缩
写字母拼成的机构前面表现出这种爱国热忱，也许会引起某人的注意。
首先我将与联邦调查局联系。它们在奥克兰的办公处对此一直不感兴趣。但是我也许会惹
得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的迈克·吉本斯光火。可是迈克在度假。因此，我留下了几句话，
估计他在几周的时间里会知道我的情况。“就告诉他克利夫给他打过电话，我的朋友在德国有一
个回信的地址。”你无法在一张黄色留言条上写太多的东西。
我第二个要联系的地方是空军的战略情报局——空军特别调查处有两个人在通话，一个妇
女的声音和一个严肃的男人的声音。
这位妇女叫安·芬克，是一位擅长于处理家庭犯罪的特工人员。她以一种认真的语调解释
说：“殴打妇女，虐待小孩。空军同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有这些同样的丑陋问题。”目前，她在
战略情报局对付计算机犯罪集团部门中工作。
一个月以前我曾与吉姆·克里斯蒂通过话。今天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与我向史蒂夫提
出的问题一模一样：“东德还是西德？”
我回答说：“是西德，再过几天我们就会了解更多的情况。”
安问道：“他是从哪里闯入的。”
他哪儿也没有闯进来，至少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来说是这样。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进行过尝试。”
我急匆匆地讲了一些他打算闯入的地方。
吉姆说：“我们一定会给你回电话的，我们在欧洲有一个办事处，那儿也许能够办这件事。”
我曾向空军提出过要它当心的警告。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如何动作吧。
该是与中央情报局联系的时候了。蒂杰伊办公室回话说他不在，唷！摆脱了一次麻烦。我
感到自己像个小孩子一样，他本来要向全班作一次报告，但是结果发现教师生病了。
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告诉这些暗探，我便打电话给蒂杰伊的同伙——特工
人员格雷格·芬内尔。格雷格正好在。
“听着，三分钟内我还有个会，长话短说吧。”中央情报局又是忙碌的一天。
“简单点说吧，我们跟踪黑客到了德国。再见！”
“嘿！等一等！你是怎样跟踪上的？你肯定他是同一个人吗？”
“你现在不是要开会吗，我们可以明天再谈呀。”
“别提会啦。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别添油加醋，也不要多作解释。”
如果你有一本记事日志的话，做这件事就是轻而易举的了。我念了周末遇到的事情的大致
情况。一小时以后，格雷格还在不断地问问题而忘记了他的会：这正好击中了他的要害。
这位特工人员经过慎重考虑后说：“真够意思，在西德的某个人闯进了我们的网络。或者说
他至少是通过西德的某一途径闯进来的。”他知道我们已经判明了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黑客仍然
有可能藏在某个地方。
“你们有没有可能采取行动？”我问道。
“这是要由别人来作决定的问题。我会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指挥部的下属机构，但是我真的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还指望什么呢？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做太多的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们是搜集情报的机
构。我们希望它们会出面收拾这个乱糟糟的局面，但是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黑客并没有闯
入它们的计算机，他闯入的是我们的计算机。
劳伦斯—伯克利实验所不愿浪费时间来从事这项跟踪任务。我隐瞒了跟踪黑客的事，但是
人人都会看出我并没有在照看我们的（计算机）系统。当我在编制程序来分析黑客的所作所为
时，编制科学软件的工作却慢慢放松了。由于害怕我的这位刻薄的上司，我在与罗伊·克思交
谈之前先对量子力学进行了一番推敲。也许我们如果谈一会儿物理学问题，他可能会忽略我为
跟踪黑客而做的工作。他看来毕竟还是对我的图形学软件感到满意，尽管我认为这种软件相对
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但是，不管你怎么就本行工作大发议论，也不能让罗伊的愤怒平息下来。他对我花时间去
跟踪黑客感到怒不可遏。我没有为这个部门出力，因此没有什么可以被他夸耀的，他也不能确
定我的工作量。
至少他没有开除我。如果有什么事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他比过去更渴望抓住这个讨厌鬼。
我花了几个小时在“使用网络”的公告牌上寻找有关黑客的消息，我发现了来自加拿大的
一张便条。我打电话给这位写便条的人，因为我不相信电子邮件。多伦多大学的科学家鲍勃·奥
尔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不愉快的事。
“我们同许多网络进行过联系，很难说服提供资金的机构来支付联系费。从德国来的某些
黑客侵入了我们的系统，改变了程序，对我们的操作系统进行了破坏。”
“他们是怎样闯进来的？”我问道，对他的回答我已经产生了几分疑惑。
“我们与瑞士的物理研究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共同合作，这些破坏分子彻底地闯入了他们
的计算机。他们大概窃取到了进入我们系统的口令，然后就直接跟我们连上了。”
“他们造成了任何破坏吗？”我问道。
“破坏！难道刚才我的话你都没有听进去？”鲍勃发起火来了。“我们的网络是经不起折腾
的。人们和我们联系是希望互相支持。如果有人闯入了某部计算机，他们便破坏了对我们的这
种信任。除浪费了我几天时间并迫使我们让网络联系不起作用之外，这些黑客还破坏了使我们
在一起从事科学研究的开放性。”
“他们抹掉了你的文件吗？”我问道。“他们是否改变了任何程序？”
“嗯，他们修改了我的系统，以便得到一个秘密口令。如果你在寻找象‘黑客破坏掉整个
系统’之类的头条新闻，你是不会在这里找到的。这些闯入者要狡诈得多。他们在技术上是熟
练者，可是在道德上却是声名狼籍的程序员，对别人的工作或隐私毫无尊重之心。他们要破坏
的不是一两个程序，他们在试图破坏我们的网络赖以建立的那种合作。”
唷！这儿还有一个认真对待计算机工作的人。我对从德国来的这位黑客虽然没有了解太多
的情况，但是最终和我交谈的人是一位使用我曾经使用过的同样的咒骂之辞来形容这些黑客的
人。鲍勃认识到，造成的破坏不能用损失的钱来计算，而要以失去的信任来衡量。他并不把这
件事看成是开玩笑或闹着玩儿，而是把它看成是对一个开放的社会发动的进攻。
如果在过去，我本会对鲍勃说，这些只不过是小孩闹着玩。如果在过去，我本会对那些能
在这么多计算机中来回折腾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并表示敬意。现在可不再这样想了。
作为局外人，鲍勃告诉我，德国浑沌俱乐部也在对美国费米实验所计算机进行骚扰。我与
伊利诺伊州的费米实验所通了电话，并同它们的系统管理员进行了交谈。“是的，有些德国黑客
一直在为我们制造麻烦。他们自称是从事捣乱的计算机俱乐部。”
“他们是在从事间谍活动吗？”我问道。
“别开玩笑！我们这里是没有什么秘密研究活动的。”
我有点儿迷惑不解了。他们究竟是些故意搞破坏的人还是间谍？“你能说清楚闯进来的是
什么人吗？”
“一个家伙用的是哈格巴德的假名，另一个用的假名是彭哥。我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