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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本来就身体有病，现在，《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和他的绘画作品又遇到这样的罹祸，可以想见他的心情。弗丽达有了一位情人，叫安吉洛·拉瓦吉里，是劳伦斯和弗丽达最后从美国返回欧洲时，在意大利的斯波拉尔诺认识的。他是个英俊的中尉。劳伦斯没有干涉弗丽达的“私事”。劳伦斯去世以后，安杰洛成了弗丽达的第三任丈夫。总之，在1928年和1929年里，劳伦斯身体日渐衰弱，“他的生活成了一场为恢复健康而进行的拼搏”。当初他想办法在意大利私下出版 《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为了能以这种方式赚足返回在陶斯的凯厄瓦牧场的旅费，他对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彻底厌倦了。”书出版以后，他计划筹措一点资金，周游世界，去亚洲和非洲，争取每一个大陆写一部小说，然后到美国去。然而他已病入膏盲，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他曾在给妹妹的信中为自己的病而沮丧，他希望自己能强壮一些。“我似乎从来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于是便有了精神上的幻灭。”但他的消极往往是暂时的：“我的事业是斗争，而且决意一如既往。”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罹难中的劳伦斯作一些尖刻的诗，用以回击社会对他的攻击，并写了3篇极出色的文章；《复活了的基督》、《色情语文学与淫秽》和《恰待莱夫人的建议》。到1930年的春天，劳伦斯病情加重，已是瘦骨嶙峋。朋友们赶来帮助，探望，各种治疗都试过，没有效果，他受着病痛的折磨，夜间咳得厉害，尤为难熬，弗丽达向他道晚安时，他说：“天亮之前我将不得不打几个滑铁卢战役。”劳伦斯不喜欢疗养院，于是3月1日，他们搬到一个别墅去住。那次上车，他第一次允许弗丽达替他穿鞋子，病中任何事情他都自己做。第二天，劳伦斯叫弗丽达“不要走开，不要离开我”，于是，弗丽达就坐在他床边看书，劳伦斯则躺在床上，阅读哥伦布的传记。中午，他的病痛又开始发作，下午5点钟左右，劳伦斯痛苦得脸都变形了。弗丽达吓得哭了起来，劳伦斯生气地厉声说：“不要哭。”弗丽达马上止住了哭泣。劳伦斯痛苦地挣扎起来，大声叫他的好朋友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他的夫人玛丽亚到他身边来，这是他生病以来第一次痛苦地大声叫嚷。“我必须用点吗啡。”他对也来到他身边的弗丽达的女儿说。医生给他注了吗啡之后，他喃喃地说“我现在好些了，如果能出点汗，我就会感觉好些。”弗丽达握住他的脚踝，她觉得它给她的感觉是“那么充满活力”。劳伦斯渐渐平静下来，“突然他的呼吸开始时断时续。最终的时刻来临了，生命之线在他剧烈起伏的胸部挣断了，他的脸变了形，面颊和下颚塌陷下去，死神抓住了他，死神来临了，劳伦斯死了。”弗丽达在给作家爱·摩·福斯特的信中说：劳伦斯之死是如此的壮丽——他一点一点地与死神搏斗，他的生命从未失去过光彩。”
弗丽达和热爱劳伦斯的几个人安葬了他，“非常简单，就像葬掉一只鸟儿”，墓穴里撒满了鲜花。“阳光照在这不起眼的坟墓上。墓碑用彩色卵石嵌成凤凰图案。“它位于威尼斯的一座不大的公墓里，面对着他生前挚爱的地中海。”
几个月后，弗丽达与安杰洛·拉瓦吉里一道回到在陶斯的牧场。1934年，安杰洛在牧场的山坡上建了一坐白色的小教堂，教堂的装饰由多萝西·布雷特设计，屋顶上有一只凤凰。1935年，劳伦斯的遗体被挖掘出来火葬，骨灰于当年运送到凯厄瓦牧场。
劳伦斯只活了45年，他一生，共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10余部中短篇小说集，主要诗集7部，游记和散文2部，文学评论著作2部，还有一些关于哲学、心理学、教育和欧洲历史的文章和书籍。读劳伦斯的作品，我们能体会到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日益增长、泛滥的物欲主义相对峙的勇气，他对战争罪恶的憎恶以及他为个性自由所作的尽心竭力的奋斗。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为了美好的理想能够实现，他不断地旅行，寻找，而他的心灵之路更是悠深长远，非凡人能及。弗丽达的这几句话是劳伦斯最好的墓志铭：“他所目睹、感受和理解的东西，都无私地融注于他的作品之中，留给了后人，他一生的风采和他给予我们愈来愈多的生活的希望，是一份崇高的，不可估量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