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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局限，他还只是代城市贫苦劳动人民“伸冤诉苦”，还不能够“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们，找到出路”。（注：《老舍选集·自序》。）尽管如此，老舍的思想和文学道路都发展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这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发出夺目的光彩，他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已经牢牢地确立起来了。
“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平西南芦沟桥的中国驻军；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驱逐日寇出中国。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此，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老舍应齐鲁大学文学院聘请，到文学院担任系主任职务。不久，举家迁到济南。（注：老舍在《乱离通信》（一）中对离青赴济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述。该文后有陶亢德的按语，也谈到一些老舍当时的情况，其中有如下的话：“老舍先生本拟在八一三离青来沪，八一二闻沪局有破裂讯，急电告‘沪急勿来’。嗣得信，赶往济。”可供参考。《乱离通讯》（一）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老舍到齐鲁大学以后，立即投入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集会活动。他曾经出席“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会”。（注：见方殷：《痛怀老舍》，《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时局是越来越险恶了。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际上仍然采取对外妥协对内镇压革命的方针。在日寇进攻面前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就丢失了北平、天津，不久又丢失了察哈尔、绥远两省。日本侵略军一时间气焰万丈。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
齐鲁大学虽然在九月中旬开了学，但是学校里已经没有学习的气氛，加上敌机差不多每天到济南上空侦察，人心更加惶恐。十月五日前后，全市中小学宣布停课；齐鲁大学惟恐把学生困在济南，也宣布停了课。到了十一月中旬，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偌大一个校园，只剩下几家人。
走，还是不走？老舍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他也曾经想不走，安心写文章，“我的抗敌武器只是一管笔”。可是友人们劝他走。因为济南战期的报纸与刊物时常有他的文章，学生与文化界的集会他时常出席，这样，日本人虽未见得认识他，可是汉奸一定不会轻易失掉这个为敌人效劳的机会。他痛苦地面对着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走。”（注：《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胡洁青母子四人，都极衰弱，舒济、舒乙自己不能管理自己，小舒雨尚在襁褓之中；一齐走，徒增拖累，留下她们，又心悬两地。在危难的境况中胡洁青坚定地支持老舍为国效劳的志向。沧州沦陷的消息传来，胡洁青说：“你放心地走吧，只要济南沦陷的时候我不被炸死，我一定坚强活下去。我能教书，挣几个钱把孩子们带大，给老太太送终，还不致成大问题。反正我还是教学生认咱们中国字，绝不能给你丢脸。万一我被炮火……”她看看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只有呜咽。（注：《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深知：“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注：《一封信》，《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虽然如此，他的心还是凄苦的。
他曾经几次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又打开。他不忍抛妻别子遽然离去：
弱女痴儿不解哀，
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应泪，
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
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
暮雁声低切切催。（注：《八方风雨》。）
十一月十五日黄昏，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津浦路上的泺口铁桥（离济南约十几里），老舍再不能迟疑，“稍一蜘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他提起箱子，走出家门，他最后一句话是：“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
济南的街上冷清清，铺户都上着门。天上有些薄云，路灯昏黄的光照着这个无声的城市。他在友人陪同下到了车站，恰好赶上一列军车，在友人帮助下，由车窗进入车中。当列车开动的时候，他最后看了一眼济南，“默默地决定好：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丽更尊严，当我回来的时候。逃亡激进了努力，奔往异地坚定下打回故乡！”（注：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战地通讯》第9期（1938年1月）。）
第十二章 “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
一九三五年五月，老舍把他在青岛写作的中短篇小说收集在一起，编为《樱海集》出版。在《樱海集》的序言中，他简洁地叙述了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情况，特别是对艺术风格上的变动，做了概括而又含蓄的说明。他说：
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来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并不愿把一切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
这可也不是专为向读者道歉。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从这十篇里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这里的幽默成分，与以前的作品相较，少多了。笑是不能勉强的。文字上呢，也显着老实了一些，细腻了一些。这些变动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不过确是有了变动。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是好是坏，还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老舍这些话是有“弦外之音”的。他看得很清楚：民族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是越来越残酷了。他对于社会现实观察得越精细、深刻，他的忧愤的感情也就越深沉，越不能解脱。当然，挚友白涤洲的死，对于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曾经写了《哭白涤洲》，用以寄托哀思。在这篇文章中，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注：详见老舍：《哭白涤洲》，《人间世》第17期（1934年12月5日）。）。环境的险恶，友人遭际的不幸，想从事专业写作而不能的苦衷，这些使他“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这些情况都对他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风格的某些变动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发生的。
《樱海集》，以及其后出版的《蛤藻集》，在《论语》上连载的《文博士》等，在艺术格调上，确如作家所说，有了变动，辛辣的讽刺多于幽默，笔触细腻，很少过分夸张的浅露的描写，呈现着清新、凝重的特色。
中、短篇小说创作
《樱海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收短篇《上任》，《牺牲》、《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毛毛虫》、《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