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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幽默与讽刺。“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这两部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老舍是以讽刺和幽默而独标文坛的。
在中国小说史上，讽刺小说是古已有之的；《儒林外史》和清末的“谴责小说”都属于讽刺小说之列。《儒林外史》的讽刺“慼而能谐，婉而多讽”，“含蓄蕴藉”，是讽刺小说的上乘之作；后来的“谴责小说”虽本于《儒林外史》，但“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艺术上走入末流。“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讽刺小说以崭新的姿态在文坛上出现并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是新文学史上讽刺文学的又一个重要成果。
朱自清认为：《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个性描写的鲜明性上，近于《儒林外史》；这两部书与“谴责小说”不同的地方，它们不是杂集话柄而是性格的扩大描写，在这一点上，又有些象《阿Q正传》。（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这些意见，指出了老舍艺术上的继承关系，无疑是很精到的。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作品中的“讽刺的情调”的造成，既有对前人、同时代作家讽刺艺术的借鉴，也有他自己的创造。他的讽刺和幽默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是这样描述老张的肖像的：
老张的身材按营造尺是五尺二寸，恰合当兵的尺寸。不但身量这么适当，而且腰板直挺，当他受教员检定的时候，确经检定委员的证明他是“脊椎动物”。红红的一张脸，微点着几粒黑痣；按《麻衣相法》说，主多材多艺。两道粗眉连成一线，黑丛丛的遮着两只小猪眼睛。一尺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一张薄嘴，下嘴唇往上翻着，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的烧饼。左脸高仰，右耳几乎扛在肩头，以表示着师位的尊严。
这种肖像描写，有几个特点：对象的某些特征，往往经过了某些廓大或变形，结果就显示了其中的不匀调或丑陋的因素，造成一种近于怪诞的印象；描述之中，夹以主观的、近于戏谑的讥评，透露着作者褒贬的感情色彩。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运用：或者是温婉的嘲讽，或者是辛辣的讥评，或者是毁灭性的暴露。庄重的笔墨下面隐含着嬉笑怒骂的内容，在嬉笑怒骂之中，又流露着作者莫可如何的酸楚。
早期作品中的讽刺与幽默，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在某些笔法上，“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辞气浮露，不够蕴藉，影响了讽刺的感染力。对于这一点作家早有所察觉。他说：“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并不懂得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如果讽刺只引起笑而不促使读者深思，或者一味夸张而使读者产生疑窦，不能算做好的讽刺。小说中写老张为节省家中的茶水，以致选择沿护城河的路走，以便边走边喝，即是夸张失度之一例。夸张而不过火，幽默力避油滑，这在老舍前两部作品中还是未能解决好的一个课题。
第四章 对“破碎也还可爱的中国”的沉思——《二马》
《二马》是老舍客居伦敦时写作的最后一个长篇。最初由《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五月）开始连载，同年第二十卷第十二号续完。《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描述的是军阀统治下北平市民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的生活景况，比较着重于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现实；《二马》则把视线转向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欺压和凌辱。《二马》的中心，是描述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时的生活和遭遇，就中也就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特别是深入描述了由于祖国的衰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屈辱，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还在对比中探索了中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问题。
《二马》是以作者在异邦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写成的。流动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是悲怆而又激愤的。做为一个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的学者，目睹中国人在伦敦的非人的境遇以及所受到的侮辱，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是极自然的。他渴望中国富强、强大；渴望中国人坚毅、有为。在《二马》中，有时甚至于直接诉诸议论的文字，表述他深广的忧思和痛苦：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痛苦的感受、热切的期望、深沉的思索，这一切交织为《二马》的基本内容。《二马》，这是一个爱国者唱出的一首哀歌。
作者不无痛苦地描述了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所受到的歧视和侮慢。这种民族歧视是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的。他们父子俩租住温都寡妇的房间，在第一天早饭的饭桌上温都寡妇的女儿玛力就在心里嘲骂马威了：“不光是英国男子能打你们这群找揍的货，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头！心里也同时想到她的朋友约翰：约翰在上海不定多么出锋头呢！”后来，马则仁同温都寡妇相处很好。两个人都有意结婚，但是民族歧视的传统观念使温都寡妇不敢应承。这种民族歧视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因为温都太太租房给马则仁父子，她的一些亲戚好友就再不愿同她来往；设若她同马则仁结婚，那么女儿玛力就会找不到恋人，“一个年青气壮的小伙子爱上她，一听说她有个中国继父，要命他也不娶她。”马威后来单恋玛力，玛力拒绝马威的爱情，也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这种身处异邦遭人侮慢的处境，是任何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是，老舍写作《二马》并不是单单为了描述这种民族歧视所给予人精神的威压；他的构思的重点是，在民族歧视的背景下，尖锐地提出如何振兴中华的问题。作家由激愤转入紧张的探索：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为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而正确的回答自然是老舍不能胜任的，他只能从自己的观察和思索入手，尽可能提出一个在当时条件下他可能提出的答案。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二马》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必须自强，然后才能同其它民族讲平等。“当国家乱的时候，没人跟你表同情。你就是把嘴说破了，告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我们是古国，古国变新了是不容易的，你们应当跟我们表同情呀，不应当借火打劫呀！’这不是白饶吗！人家看你弱就欺侮你，看你起革命就讥笑你，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没人跟你讲交情。”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从改造国民精神入手，因为“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那还有什么希望！探索救中国的道路，这是当时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二马》中，老舍想以比较的方法探求我们古老民族的民族性的落后面如何阻滞了中国的发展。他的这种探索尽管还不能说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是，他还是接触到一些重大的问题。
从探索“国民性”的角度，老舍特别着重地解剖了以马则仁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人们的精神状态。
马则仁的形象是衰朽的民族的一个代表。作者从马则仁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思考问题的习惯等方面，细致地刻划了马则仁的性格，画出了我们民族中或一种已经老化了的灵魂。
他衰朽，却又摆出一副名士派头。他们父子到伦敦来是继承兄长遗产，继续经营古玩店。但他到伦敦却无心经商，而是希图养老。他睡觉、养花、玩狗，从不问古玩店的生意：
马老先生是伦敦的第一个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中国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出美来，而且美的表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