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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横眼里，宋江等哪是什么渡人顾客，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肥羊，是财物而已。
在下有幸参加过地方衙门的项目洽谈，耳闻过两家为利而争，其中的玄机和上面的对话简直如出一辙。再想想当下时时发生的收容之争、就业之争、抗税之争、坼迁之争，不觉感叹：“张横算什么，一小巫而已。”
事后，张横曾经论及其生财之道：“我弟兄两个，但赌输了时，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贫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等船里都坐满了，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也来趁船。我把船摇到半江里，歇了橹，抛了锚，插一把板刀，却讨船钱。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却先问兄弟讨起，教他假意不肯还我。我便把他来起手，一手揪住他头，一手提定腰胯，扑通地撺下江里，排头儿定要三贯。一个个都惊得呆了，把出来不迭。都得足了，却送他到僻静处上岸。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等没了人，却与兄弟分钱去赌。”
这场抢劫里面，张顺的作为叫做示范效应或威慑作用，二人一唱一和，引得众人纷纷就范。这一招是如此常见，可谓千古流传。即便今天的的骗子或劫匪也得其真传，履试不爽。在下在长途公共汽车上就曾亲身经历过数次，有回是骗子在车上用甚么套铅笔的虚设赌局诈人钱财，还有回是司机与售票人半路借故刻意加价。推而广之，比方股市，券商就是张横，大户就张顺；又比方脑*金，厂家是张横，电视广告是张顺，再比方垄断市场，衙门是张横，经销商是张顺，等等等等。
水浒时代是农耕时代，不比当下之商业时代，但有两样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一是人心，二是资源配置。银子万能的想法并非今人独有，可银子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而降，假如总量不能增加，或者说社会本质上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的话，为公为私，生财之道都得靠以明的暗的各种法子从其他人口袋里去取，取得走就是本事，呵呵。
水浒乱弹之：“义士尊晁盖”
上回的“乱弹”曾提及，即便是那“没本钱买卖”，成本开销亦必不可少，在下就倒回前面的第17回处，说说这买卖的运作和分配吧。
话说晁盖被林冲推为山寨之主，旋又大破来剿的官军，可谓喜事连连，好运不止。这日正在山寨中摆开筵席，大吃大喝，“正饮酒间，只见小喽罗报道：‘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 晁盖唤来，问有甚事。小喽罗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 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 三阮道：‘我弟兄们去！’晁盖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来。’”
上山才不久，又有先前劫来的“生辰纲”，却也挡不住“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才这么短的日子就“没金帛使用”了，由此可见，山寨头领们的日子着实逍遥快活，一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先使劲花再说，所谓消费促进生产，所言当真不假。此等“今朝有酒今朝醉”比之李太白竟更有胜之，妙处就在于不必把甚么“五花马，千金裘”这等的好东西“将出换美酒”。只要一声令下，那位头领带一百小喽罗出去走一遭就OK了。这不，“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帛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
财物到手，接下来就是分赃了：“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罗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这里按当下的计量标准来说事，做个假定，此次抢到的财物共计10万元，那么，留下5万元归公，其余的5万分为两半各2。5万，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也就是每份约2273元，剩下的最后一份方轮到喽罗们，再假定梁山寨中小喽罗共有五百，平分的话每人就分50元，这还未考虑喽罗们是不是也分等级，比如班长、排长之类是否会按级别分多一点？就统统忽略不计了。如此一来，分配上的差距超过45倍，十一人所得等于其余五百人所得，如此“均贫富”，是不是有点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梁山始终是这种分配制度，呵呵，忠告诸位最好别上梁山，如果没法混进那108个席位中的话。
至于晁盖，当然就不用去趁热闹了。既为一寨之主，剩下的那50％还不由他自由支配？如把梁山视作一个小社会，一个小王朝的话，其与那个把他们逼到这儿落草为寇的大社会，大王朝并无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当然，体制上的改革还是有一些，比如象“集体领导”，几位领导核心象吴用，公孙胜、林冲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象山内头领的小民主，凡大事均由十二人会议商议决定（虽说实际上也就核心圈说了算）。当然了，山寨中晁盖的领袖地位和权威，那是不容窥觑，不能动摇di。
现下的学界有一时髦话题，就是“革命有害论”。其中不乏对中国历代动乱的反思。不过以在下看来，若以构架的根本变化而不是政权兴衰更替来定义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话，中国从古到今并无真正意义的革命，有的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帝王戏而已，新兴的颠覆者也无非一个得志了的晁盖罢了。更何况，一旦晁盖真的得了志，大柄在手的话，放出去的那点权力和小民主也定会收回的，或以荣华富贵，封王进爵的方式，也或以鸟尽弓藏，斩尽杀绝的方式，视晁盖的性情喜恶以及昔日诸兄弟，众好汉此时可能会有的潜在威胁大小而定。
水浒乱弹之“宋江吟反诗”
刺配江州的社会活动家宋江，虽为囚徒，然金钱和人际关系这两桩立足社会之必备一样都不少，既得监狱长戴宗、狱警李逵的悉心照料和周到服侍，且手里亦不乏用于上下打点的银子。故即便身在狱中服刑，日子过得倒很也自在，时常还有渔霸张顺孝敬几条美味鲜鱼，直吃的拉肚子。正所谓“暖饱思淫欲”，生存权安稳之后，社会活动家果然有些不安分了，脑子里竟不由怀念起被剥夺的政治权，这就遭遇到飞来横祸，惹下了一场文字狱。
洵阳楼上，酒醉的宋江郁闷之余在墙上奋笔疾书，恣意发泄。其一为西江月，词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雠，血染浔阳江口！”写罢，宋江意犹未尽，“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来了首更猛的。这其二为绝句，诗曰：“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果然反诗！这诗若放到那“康乾盛世”，别说死罪，铢族都没得商量，即便在当下，恐亦是难容，不信诸位换个背景，再改几个词试试看？
那么宋江果真要反？事实却并非如此。否则宋江半道被劫上梁山时就大可以入伙，根本犯不上到江州来做囚犯。宋江吟反诗，本意原无非出于自感身世：“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古今的蓄意造反者，在下以为多为两类人：一是衣食无着，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这是主体；二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勃勃的功利冒险家，这是精英。宋江并不位列这两种人之中，他没有谋反的主观企图和意愿，哪怕是在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后。
不过，宋江的诗里确有诸如“他年若得报雠”、“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样赤裸裸的反句，难怪蔡九知府一看之下就认定：“这是个反诗！通判那里得来？”这是不是说明宋江生有反骨或藏有二心？也未见得。一种情绪的发泄，对正常人而言一般不会转换为行动，更多时候仅为一种“精神胜利法”。在下7、8岁时候在学校打架，有一回敌不过了，曾放言威胁道：“我要杀了你！”当然了，那时在下虽幼却识得好歹，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胆量，即使真的有刀在手也做不出来。那句话并不代表一种现实威胁，而是气急败坏之下的情绪宣泄罢了。
古人尝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