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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楚了吧，这宋公明是个行惠者，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叫行贿者。只不过，他的行贿方向是向下，而非一般意义的向上，属剑走偏锋，别出蹊径的一类，如果把前文中的“江湖好汉”一词换成“达官豪门”，“投奔”换成“求助”，再重读一遍，不知各位是何感想？
在下时常随意游荡于网上，有回不小心撞到了一张赖昌新的照片，一见之下大吃一惊：“这不是及时雨宋先生吗？”呵呵，此非什么比喻象征，只不过在下心目中的宋公明就该是这副模样。
打住了，当下谈赖昌新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何况二人确无太多可比性。不过在下却顿悟了：原来公明哥哥是此德此能啊。
宋江出身卑微，天生浪荡，无法读书中举，仕途自然无望。虽说“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亦只能在衙门里面当个普通科员。假如宋江有机会踏入仕途，会是个溜须拍马的逢迎高手，再假如他家有万贯，可以打得通各方关节，没准也可以混到蔡金、高逑那样的程度，甚至混的更好，吃的更开。
可惜的是，仕途不通的宋江家里虽薄有田产，但距家财万贯相去何可以道里计？那点钱财对下层黑社会施以小恩小惠是足够的，可要用之于上层，那根本不值一晒。故而宋江改做了 “社会活动家”，成效卓著到了“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的程度。
做了“社会活动家”必得要面临一些抉择，“私放晁天王”就是宋江作出的抉择。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面，作出这样的选择本属正常，后来朱仝、雷横不也照旧磨磨蹭蹭，欲放跑晁盖？不过那仅仅是假公济私，不比宋江是冒了被人察觉的风险的。虽说按晁盖的话，宋江是“心腹相交，结义兄弟”，可晁盖的罪行实在非同小可，行径比如今的抢劫银行还要恶劣，吏道纯熟的宋江该是熟谙律法，也是读过圣人言的，不过在他心目中，什么国法伦理之类通通狗屁，他想到的是：“（晁盖）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在这个关头，“社会活动家”几乎没做过多考虑就作出了抉择，“担着血海似干系”打马报信去了。行惠受惠或行贿受贿本就是互利关系，大家同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故而宋江仅凭直觉就作出这个抉择。并非他预料到了将来，而是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立场和官方政府的根本利益已然彼此抵触，相互矛盾，已难以共存了。
在一个皇权社会里，必会存在利益的分裂，国家利益（或曰君王利益）与社会利益（或曰人民利益）大多时候南辕北辙，这样就会有不同乃至彼此抵触的是非判断和价值观念并存，可称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前者虽然强大无比，占据表面上的绝对主导，却也遏制不了后者如野草般生长。可以判断说，宋江从其获得“及时雨”美誉，成为被下层敬慕的社会活动家的时候，不管其是否心甘情愿，已身不由己地注定了叛逆者的命运。
水浒乱弹之：“水寨大并火”
别怪王伦疑虑，晁盖等投奔梁山，正所谓“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乃是涉及到了梁山的未来走向，是两条路线抉择的大事。
想那王伦，本就不是敢作敢为，可独当一面的豪杰，无非集合了一伙走投无路或生计无着者经营着一家非法私企，做点见不得人的打家劫舍勾当混口饭吃，和现代社会中的老鼠会、互助会等本质上有更多相近处，介于非法组织与黑社会之间，在夹缝中艰难求存。成为公开叫板官方政府的对手和敌手，那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晁盖等一伙前来投奔，王伦虽款待殷勤，但一听完他们的所作所为，“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作应答。”如果说当初排挤林冲，乃是私心作祟，可以理解为出自一种自卑感，即林冲的能力太强，昔日的名望地位也都是他一个落第秀才没法比的，那对晁盖等则更多了恐惧：你等上得山来，必惹来官府侧目，我这老鼠会不就办不下去了？你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想牵连我梁山遭官军围剿？
看官多以为王伦心胸狭隘，忌贤妒能，实不知他从无举旗造反，公开与官方政府为敌的意愿，落草仅为谋一条生路。假如王伦昔日也如林冲一样蒙受奇冤，身负血海身仇，心中充满仇恨，没准他会闻之欣喜若狂，虚位以待，心想我终于有报仇雪恨的机会了。他会象林冲一样认为“今日山寨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呵呵。
既王伦享受着梁山黑组织的当前既得利益，也满足于这等既得利益，晁盖等人的到来就是对这种稳态的严重冲击和动摇，意味着黑窝点的公开化，非法组织从此转成为土匪巢乃至造反基地。这样的转变不是他所情愿的。套当下的政治话语，从“农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高度，这可理解为保守派对激进派之争，是一个关系到梁山是体制外求存还是公开造反对抗体制，是姓“和”还是“战”的立场问题。
实际上，王伦礼送晁盖等时说过的那番话，“感蒙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在下以为实肺腑之言，那是在暗示立场：我王伦是一个保守派，是不主张暴力di，请别在我的地头上干这个。当然，假如你晁天王革命成功了，我也是乐意见到di。
这个时候，压抑已久，且早已沦为旗帜鲜明的激进派林冲拍案而起；“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这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大并火”三下五除二即轻易完成。在下更以为这甚至都不叫“火并”，仅可称做“和平演变”。林冲推举晁盖所言，就是保守转激进的标志：“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他日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
从历史看，激进主义者通常都更能赢得人心，也暗合人性中的某种潜密意愿。所谓将相无种，草民亦有草民的尊严。既被掠取，何不夺回，既被禁锢，何不打破？别谈什么理性算计，屁股方决定脑袋，既失利益阶层选择激进该是最符合情理和逻辑的举动。
水浒乱弹之：“怒杀阎婆惜”
在当下的这个花花世界，包二奶或养情妇大约也是一种时尚，或者说，是财富地位的象征，成功男士之标志。在下与友闲谈，每论及某地某君挥金如土，妻妾成群时，友不禁面露羡慕之色，感叹：“好有钱，真大款也！”其实，又何止大款，衙门里的大吏能员，国私企之头头目目，凡事业有成，为社会敬慕的者，有包养之嫌的总有十之五六吧，何足为奇？
在下惭愧，年届而立却依旧为生计奔忙，事业亦是碌碌无为，对包养这类需大财力作后盾的事当然是有心无力了。故而总有一个疑问难释：万一有朝一日那二奶或情妇要闹将起来，不知该如何摆平？这种事首先于成功人士脸面上就不太好看，即便有什么私下协议，上法庭也是算不得数的。再假如，那二奶或情妇手中握有成功人士见不得光的甚么证据（一般而言多少都会有一点的），那事情岂不更加难办？即便花大价钱可以暂时摆平，亦难保今后会不出岔子。又假如这证据着实不比寻常，非同小可，在下揣度，一劳永逸的法子大约就是学宋江的“怒杀”一途吧。
《水浒》里面，宋江亦为当时颇有声望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勉强可算作成功人士。虽谈不上大款，毕竟也是农场主的公子，何况那时的包养行情和成本比当下低了许多。故而“及时雨”先生一不小心就包上了一个也理所当然，“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又过了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
可惜好景不长，“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因为宋江“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偏偏“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这红杏出墙就难免了。
按说宋江未有大奶先包二奶，未及娶亲先养情妇，即便他在“性”趣、“性”致方面“不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