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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坚，也在1947年离开了热河回民支队支队长的岗位，到哈尔滨特别市相继担任道里区区委、道外西传家区区长，1949年调任市里没有正局长的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局长。
老二丁溪山，在抗战胜利后向东北大进军时，曾一度担任民主联军本溪保安司令部管理科长；自卫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军转战，积劳成疾，于1948年春在辽东军区招待所长岗位上病故，没能看到五星红旗的飘扬……
这就是所谓“伊玛尼党党魁”丁溪野、“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伊玛尼党财政负责人”丁坚，以及整个丁氏大家庭直到有了“检举信”时的简要史略。且不说，丁氏兄弟及其整个大家庭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与奉献；就是在这到此为止的全部史略中，能有一丝一毫的“伊玛尼党”的活动影迹么？
当然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但在那警惕性奇高的年代，韩道仁等人的“检举信”，无异于给这个革命家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族字三号案”一丁点儿真凭实据也没有（1）
正巧，那年头除了敌我矛盾的政治运动外，又搞起“三反”运动。公安部这才撒下了“族字三号案”的侦查网，首先落入网底的，是哈尔滨市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长丁坚。
那是1952年3月3日。当天早起刚上班，丁坚接到哈尔滨市政府转来沈阳的一封“特急”电报，内称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所属各省及大城市财政厅局长会议，要他即刻动身去沈阳，而且连一张软席卧车票都准备好了。丁坚二话没说，立即汇拢了必要的报表与材料，提着公文包，急冲冲赶到哈尔滨火车站。
在车站软席候车室，他碰见了哈尔滨铁路局工会主席苏洪波，老朋友，就坐在一起聊了起来。不一会儿，苏洪波的警卫员跑来向苏洪波报告，说外面有人要找他。苏洪波起身刚离开，哈尔滨市公安局一处处长王××、二处处长张××和一处侦察科的尚科长就进了候车室。他们与丁坚也都是非常熟悉的老熟人。王××首先发话：
“老丁，哪儿去？”
“去沈阳开会。”
“咋不带个人？”
“和你一样，带人干嘛？”
王×ד噢”了一声话锋一转：“李书记找你有个事，要我们来找你。”
丁坚不禁一怔！李书记，即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李长清。他找我，干嘛不让人给车站打个电话，或让省市办公厅的人来叫我，却让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一处）和经济保卫处（二处）的同志来？经过十多年政治斗争和战火磨炼的丁坚明白：这种突如其来的反常现象的背后，必有一时难解之故。他只得跟着王××们登上停在候车室外的一辆雪佛莱。
这辆车，还是他帮助购置的——抗美援朝前，他奉命从上海买来十部小轿车：两部别克由省主席冯仲云、市长饶斌分别使用，八部雪佛莱分别给了市里的一些部厅，其中市公安局就分到了两三部。现在他坐着自己帮助购买的一辆雪佛莱，去见李书记。
但是，这辆雪佛莱并没开往省委或市委大院，而是一直开到哈市中央大街尽头的一所监狱，停在大门内一座平房前。在这座平房的一间屋子里，哈市公安局局长王××——更是丁坚的老熟人在等他。王××冷冷地问，“你知道叫你回来是什么事？”
“不知道。”
“有人说你贪污，李书记要你回来反省。”
丁坚这时才纳过闷儿：怪不得，在车子上的三个人几乎同声问他“身上带枪了没有”，原来是这码子事！
丁坚压着满肚子火，但仍不失镇静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你们这不是秘密逮捕我吗？”
“我是公安局长，秘密逮捕你也可以嘛！”这位老朋友厉声厉色地说。
这下，指挥过两千余人回民支队的丁坚，满肚子火终于喷发而出：“你是公安局长，我是财政局长，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
“公安局长就有权逮捕！”
“你‘有权’！你有‘逮捕证’吗？”
王××这可泄了气。他只觉得公安部“族字三号案”的密令可以给他撑腰，没想到那只能自己心中有数，而对被侦拿的当事人，还得用表面说得过去的手续办事才成。
“老丁，你别发火。”王××软口软气地说，“李书记为照顾影响，不让别人知道，才叫我们这么办的。反正也没啥大不了的事，过几天说清楚了，就回去。”
王××说罢，向屋内几位公安人员一使眼色，他们就对丁坚搜了身，取走了他的裤腰带，然后把他带进了围墙更高、墙顶上围着电网的大院内。
这样，他没见着“逮捕证”就被押进了监狱。
这是帝俄时代建造、伪满时代关押抗日志士的监狱。许多抗日英雄就牺牲在这座高墙里，包括一位抗日联军的军长。从苏联远东战犯管理所押解回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等人，也曾在这儿关押过，然后才被押去抚顺战犯管理所。
丁坚在这儿闷度五日，才离开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监狱，被押往电车街“兆麟电影院”北侧的一个大院。这就是对外绝对保密的市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的所在。
大院一分为二：前院是办公楼和宿舍，后院就是关押审讯反革命分子的看守所，或称“小监狱”。前院有一座乳黄色的四层楼。丁坚被关在这四层楼的最顶层的一个房间里，“任务是反省”。他“反省”了许多个日日夜夜，越“反省”越糊涂：既然是“经济问题”，为何秘密逮捕，又被转来政治保卫处？
春去夏至，夏去秋来。到了11月，哈尔滨已经飘起雪花了，丁坚听到房门外楼道里有人沓沓走过，并发出轻微的咳嗽声。他觉得这咳嗽声耳熟，连忙侧耳细听：没错，是大哥的声音，原来大哥也被捕了！后来丁坚才知道，大哥丁溪野就是在这11月才被逮捕的；哈尔滨的一封急电，把他从朝鲜前线的肃川机场工地召回，说有“要事磋商”。信以为真的丁溪野匆匆赶回哈尔滨，想先去头道街的商务街（“大跃进”时改称上游街）看望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走在半路上就被公安局一处的便衣人员不声不响地带到这个院子里来了。不久，丁坚就听不到大哥上茅房路过他门前的咳声了。大哥被押进了后院看守所，即“小监狱”。
在那里，从伪满警察中精选留用一些人，用皮鞭、皮带猛抽丁溪野，要他老实交待“伊玛尼党”问题。皮鞭、皮带抽打了多少个白天黑夜，也没抽打出一星半点的“政治”油水。
于是，丁溪野被押送到我们前面说过的，中央大街尽头的那座古老的大监狱，关进了过去关押抗日“要犯”或死囚犯的“独居”牢房。它不足四平方米，黑暗而潮湿，蚊子臭虫成把抓，吃喝拉撒睡都在小屋子里，而且不放风，只是半月一月出来透透气。那是名副其实地上厕所，开点儿恩。不出三个月，体格健壮还不到五十岁的丁溪野，就已面无血色。
丁坚的人身际遇尚算走运。1952年11月，老大丁溪野被押进这座古老的大监狱又被关进“独居”牢房后，市公安局一处有人找丁坚谈话：“换一个地方吧，别在这儿住了……”他以为没事了，可以回家了。但在当天晚上他却被送进了八个月前他已来过的这所大监狱。
说实话，他可没老大那份罪。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熟人。当天夜里，他以被定名为“338”号囚犯的身份送进了高墙大院里的第三监房：一百几十人的大屋，从上到下三层木板大通炕，层与层之间的高度只能盘腿坐着，个头高些的就得躬腰低着头。第一层的木板就铺在水泥地上。他是个“新来的”，睡在第一层的最里头。一米来高比牛腰还粗的大尿桶，就放在他边上。
第二天，一位大官被人搀扶着进了这监房，一百几十号犯人连滚带爬地齐刷刷立在通炕前的地面上。这位大官似乎眼睛不好使，连声叫“丁三哥”而茫然四顾着。丁坚心里嘀咕：他咋不按狱里的规定叫我“338号”，而把“丁老四”叫成“丁三哥”。叫错了？丁坚也只得应了一声：“有！”
这位大官连忙下令：“把‘丁三哥’调换到第二层铺的第一个！”说完又被搀扶着离开了这监房。
第二层的第一个，靠近监房门，空气最新鲜，“班长”的铺位。就是说，这位“新来的”无须“士别三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