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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同中国平等建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大了。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尽力搜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讯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34＇。毛泽东回忆当时深刻地铭记在心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还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向李大钊等人请教，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商量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35＇。同年5月5日，毛泽东第二次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对他十分钦仰。毛泽东在陈独秀死后第三年，还说：“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那个时候，……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那一代的学生。”＇37＇建国后，毛泽东再次指出，“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38＇
第一部分：志向、追求、目标和理想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他在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结合中国的实际，边学习研究，边思考问题，边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比较、选择、判断，并通过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毫不迟疑地摒弃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定“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造主义，要组织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39＇还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能收场的。”希望劝说剥削阶级“回心向善”，“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0＇这标志着他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唯一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就一直没有动摇过”＇41＇，便一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忠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地为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同当时许多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仁人志士有什么不同呢？毛泽东为什么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科学总结，能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呢？其中首要的是立根于中国这个“地盘”，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他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就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以汇百家之所长，熔铸于一炉，从而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中西文化，他认为既要认真学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认真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注意中西比较”，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黎锦熙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中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42＇还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43＇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仍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点，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区别于、高出于众人的地方。
第一部分：志向、追求、目标和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1）
早在1922年，毛泽东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演讲时就指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最好理想。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44＇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最进步的、最美好的理想，“一切共产主义者最后的目的”，就是“力
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45＇。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46＇。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不断的探求中认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后，就更加并自觉地为之奋斗了一生，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宽阔胸怀和崇高理想。
第一，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解放实现“世界大同”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唯物史观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进步的历史。生产不仅创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社会关系，并且最终生产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本身。社会生产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出发点。在社会生产中，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区分开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揭示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阶级社会，这种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进步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运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47＇
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把事物矛盾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