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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口间东张西望。“你在找什么？”祖父问：“为什么那么快乐？”双胞胎弟弟回过头说：“有马粪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可爱的小马。”
读黛比·福特（Debbie Ford）所写的《黑暗，也是一种力量》，我感触良多。我们为了活在众人认可的眼中，耗去了太多的能量，而自我就此变得支离破碎。黛比·福特曾经放纵自己，过着吸毒以及复杂的感情生活，原本很可能因此而早逝，或在戒毒所被强制解毒。但现在她是加州乔帕学院的讲师，并与独子居住在加州。一切的内在转变，都是因为黛比·福特认识并揭露了在黑暗处的个人阴影，更重要的是她勇敢坚强地拥抱了这些阴影，也因此成就了本书。追求完美其实就要追求完整拥抱自己的阴影是让自己更完整更有力量的方法你有多久不曾跟自己谈心了呢﹖
一般来说，我们都相信人有好和坏的特质。为了要被人认同、接纳、喜欢或成为好人，我们尽所能去除坏的特质，或者至少把它们隐藏起来。
小时候，我们体会到有哪些行为或任务若做得棒的话，就会被接纳或认同。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与好的特质或角色如善良、温驯、听话等联结。反而藏在里边的自私、残忍、叛逆等坏特质，则被视为阻碍我们成长的小恶魔。我们都很害怕去碰触藏在内心深处的黑暗面，不断地想尽法子镇压这骚动不已的它。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地打压，这恶魔的爪牙始终无法化解。可怕的是，我们越抗拒，它越有形有状地透过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在生活情境中呈现。
许多人耗尽内部能量务求让自己做每一件事都很完美。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时常会听到内心的呼叫：“你做得不好！”“你不够格！”等杂音。当这些杂音越来越大声时，我们就更加谨慎不让自己犯任何差错。如此，我们的心灵都受到好恶辖制失去自由了。孰不知这些所谓好坏特质其实就是原本真实的自己。我们害怕在人群中标新立异，因为我们对被人隔离的恐惧太深刻了。因此，为了生存，我们变得擅长戴起“表现得体”的面具！长久以来疲于隐藏和逃避黑暗面，用面具继续掩饰自己，结果遗忘了粉饰底下真实的自己。
然而，成为“好”人意味着只活出一半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成为整体就是正面或负面的特质都有，因为它们都是我们的人性成分。我们拥有的每一种特质，其实都在教导和帮助我们找回整合之路。即使最坏的特质也与好特质同等规定我们作为人的本质；无法拥抱黑暗面，就无法认识自己充满潜能，比如说自私具有爱自己的能力；叛逆具有创造的能力等。我们也可以从认识和面对自己的黑暗面学习接纳及宽恕自己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上天给予我们宝贵的人生礼物。所有黑暗面都是一个祝福，一份礼物，引导我们朝向更高层的自觉并与内心重建亲密联系。
奇怪的是，我们一直都无法回避黑暗面，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访我们，不管是透过何种方式。当我们指责或审视别人的错误时，其实我们内心也有相同分量的特质，否则我们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是自私、高傲等‘坏’特质。或许我们也很奇怪，为何时常会让拥有这些特质的人来挑战自己的接受程度，可怜的我们也一再地重复过去的行为来作回应，如此久久不能打破循环，一点都不自觉。若仔细地琢磨，不难发现我们难于接受的部分一直在提醒我们：人生功课还未完成。除非我们去拥抱它，并把这些特质转化为内在潜能，不然我们所抗拒的还会持续。
凡是人都有黑暗面。《黑暗，也是一种力量》这本书将引导我们去揭露、拥有及拥抱黑暗面。在碰触黑暗面的同时，我们将重新找到力量和智慧，并且在内在深处对自己的人类本性注入敬畏与欢庆之心。
“当我们拥有更多的自己，更多健康的人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正义与权利：如果帕斯格拉芙案发生在古希腊
？ 毕会成
1924年的某一天，帕斯格拉芙（Palsgraf）太太正站在纽约长岛火车站的站台上候车。当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帮一位旅客登上一列业已开动的火车时，不小心碰掉了旅客携带的一个包裹。孰料包裹内竟是危禁的烟花爆竹，掉在铁轨上发生爆炸。爆炸的冲击力将据称有数英尺远的一杆秤击倒，砸在了帕斯格拉芙头上。受到伤害和惊吓之后，帕斯格拉芙患上了严重的口吃症，而那位旅客去向不明，于是，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要求民事赔偿。不幸的是，纽约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作出的有利于帕斯格拉芙的判决，不仅认为她无权从铁路公司获得赔偿，而且裁定她承担与铁路公司的诉讼费用。
这是阎天怀在《法律救济的界限》（《读书》2005年第9期）一文中介绍的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Palsgraf
v。 Long Island Railroad）一案的案情。作出如上判决的是著名的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法官，在判决意见中，卡多佐写道：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正常感知的危险的界限决定应承担责任的界限（The
orbit of the danger as disclosed to the eye of reasonable vigilance would be
the orbit of the duty）。在此案中，以当时的情形，谁也不会预料到这样一个包裹的掉落会潜伏着对远在站台另一端的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如果被告的工作人员存在过失的话，该过失也是指向那位携带包裹的旅客，而不是原告。卡氏的判决为过失侵权行为的认定确立了新标准，即被告只对可预见的原告（foreseeable
plaintiff）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正常的人（reasonable person）处在被告的位置，按当时的情形，能够预见到对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这时，原告就是可预见的，被告对原告负有谨慎从事的义务（duty
of care）。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被告的疏忽违反对原告的这一义务，从而造成对原告的伤害，被告才对原告承担责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对其引起的所有伤害都承担法律责任，也并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获得法律救济。作者阎天怀特别强调，这不是逻辑，而是一种公共政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正，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一种现实的选择。
于是，在这种不是逻辑的逻辑中，帕斯格拉芙成了“两害相权”的牺牲品。卡多佐的判决奠定了该案在美国侵权法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该案的当事人帕斯格拉芙却无辜经受着口吃、眩晕、头疼和愤怒的折磨而无人过问。《纽约时报》在六十五年后的1998年6月16日仍难以释怀：可怜的帕斯格拉芙由于在错误的时间站在了错误的地方而在美国法学院的教科书中赢得了有限的不朽名声，但她所受的伤害将被遗忘。
卡多佐的同行安德鲁斯法官不容许存在这种无人负责的悬案，他为该案所写的反对意见坚持认为，只要被告的疏忽大意是造成原告伤害的最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被告就应当为原告所受伤害承担责任。安德鲁斯拒绝在法律救济的适用范围上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或者说，让这条界限的划定更多地参照当下的情形、更多地关照情理相容以及司法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对接。在该案中，客观的施害方或许是无辜的，但受害方更无辜——伤害行为的施行者与承受者之间的无辜是不能划等号的，即便是让当事双方共同承担伤害的后果，也已经是对受害方的不公平了；而单以解脱无辜的施害方为考虑，却让更无辜的受害方独自承担伤害的全部后果，则是不公平的二次方，是伤害之外又加侮辱！何况，作为企业的施害方与作为个人的受害方之间还横亘着社会地位与能量的巨大差别，适当的赔偿既能稍稍平复帕斯格拉芙的无辜伤痛，又几乎无损于作为一家有实力公司的被告的利益，何以要把有着正当利益诉求的帕斯格拉芙献祭于一种要为后世立判例的个人冲动呢？
法学家沃伦·谢威（Warren A。 Seavey）在一篇研究帕斯格拉芙案的文章中写道，尽管卡多佐从私人感情上对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心存挂念，但他并未因被告财大气粗有能力赔偿损失而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保护人。他的天平衡量的是法律正义，而不是情感公正。他的判决不是依据内心无法解释的正义感，而是考虑由判例演绎而成的原则的适用性。对此，一个生活于公元前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