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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以及温飞卿的诗集。除此，还读王船山《读通鉴论》和《宋论》之类的书。外祖父那时自认在史论一门大有可为。每次自择题目，自写文章，每文有至二千字或三千字之多，直有“下笔不能自休”之概。
外祖父自小就不大在乎身外之物，不在意整理衣服，夏天的白布衫往往穿成黄色，裤腰总是在裤带之外，而且向下搭。有个邻居姓柳，是镇上的巨绅，柳家少爷跟外祖父年纪相若。每当晚饭之后，各家眷属都在后门外纳凉。柳家少爷的裤带是向上撑，外祖父的裤带却往下搭。相形之下，外祖父大觉惭愧。后来读到《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少年时，见朱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才知书，见之自失。援兄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外祖父背下此句，衷心地以此自解。
其实博文书院和英文馆虽然不够正牌大学的水平，却已经高过普通高中，可以算是学院级的学校。外祖父当时才十四五岁，只是中学生年龄，所以仍当作中学来读，我在这里也就记做中学了。
外祖父还记得，他初中在河南曾外祖父官府里住的时候，就读过佛教的《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曾外祖父去世，外祖父在家居丧期间，为了解除心中的悲痛，更曾用心诵读《法华经》、《圆觉经》、《阿弥陀经》、《楞迦经》、《成唯识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等，还手抄过《金刚经》。虽然那时他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但做到这些功课，仍旧实在很让人惊奇，他毕竟只有十七岁。
再忆《大公报》的几位老友
？ 吴永良
1957年北京《大公报》所划右派中，有四位总字号的人物，他们是：时任总编辑的袁毓明、副总编辑赵恩源、原《大刚报》社长毛健吾和原《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朱沛人，他们都曾活跃在抗日战争年代，在新闻界留下自己的脚印。
赵恩源是1930年燕京大学新闻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即加入天津《大公报》，历任编辑、北平办事处主任。抗战八年间，随同报社奔波于汉口、昆明、香港、重庆等地，属于资深的《大公报》人。在许多有关《大公报》的书籍中，对他的事迹多有记载，这里不赘述了。
其余三位和老《大公报》并无渊源，因而不见于有关《大公报》史的文章中。日月逝矣，他们获得改正都有二十多年了，这里简述我所了解的三位的情况，聊表纪念之意。
一
袁、毛、朱三位的案情和我有些关联的，是袁毓明。算不上同案犯，只是在所谓”老报人诉苦文章”问题上有点牵扯。文章是我根据一个座谈会的纪录整理而成。批准发表的是袁毓明。至于另外给他网罗了哪些罪名，我已经记不清了。
袁毓明是典型的三八式老干部，1937年毕业于北平进德中学，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家乡河北邢台参加八路军组织的冀西游击队，历任报纸编辑、新华社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所写战地通讯，曾汇成《太行人民打蛇记》一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49年进军大西南，在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创办《川北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曾深情地回忆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说耀邦非常重视报纸的工作，晚间常常到报社来串门，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心。在他的感染下，大家精神奋发，心情愉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重庆《新华日报》（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办的一份报纸）的总编辑。1954年报纸随西南局撤销而停办，袁毓明和社长常芝青、副社长高丽生一同调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总编辑。
他是1954年秋冬之交到职的。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典型的一张北方人面孔。当时报社还在东城史家胡同二十四号大院，他在后院办公，但并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而喜欢到处走走，找人了解工作情况。
来后不久，报社里悄悄传说着一件有关他生活方面的小事：他的妻子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在战争年代曾经掩护他躲避了敌人的追捕，因此结为夫妇。以后，虽然进了城，家庭并没有“重组”。而家庭发生重组，以城里女学生取代乡下黄脸婆的事，那时是时有所闻的。当然，这无关革命大节。但是在小人物们看来，似乎也并非区区小事。
他和大家很快熟悉起来。中午饭后，他常常端着一个大白茶缸子，从办公室踱出来，到编辑室找人下象棋。他的棋艺不错，能和他对弈的，只有朱启平等报社的一流高手。他下起棋来，神采飞扬，把棋子敲得砰砰作响，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你这只马，走投无路了吧！”气氛显得热烈紧张。
我和他接触不多，感觉他说活比较随便。他有时候就站在院子里和大家谈工作，不像有的官员，把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满脸严肃，说话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吐，给人一种从头到脚都很神秘的感觉。
他来自重庆。我正在重庆建立记者站，人地生疏，遇到些困难。因为和他初次接触，我只是顺便说起。出乎意料的是，他十分关心，并且主动写信介绍我去找《四川日报》一位负责人，从而得到了很多帮助。
还有一个小镜头使我常常记起。1955年报社肃反运动中，一次几个小组联席会上，一位肃反对象和质询者们顶起牛来，相持不下。质询者们声音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致纷纷站起来，要冲向前去。关键时刻，坐在前排的袁毓明站起身来，高声批评肃反对象，喝令他下去好好检查交代。这位对象离去后，他又向与会者宣传注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道理，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过激的举动。
袁毓明在《大公报》工作三年左右。那时我做地方记者，编辑部对他的反映如何，我不很了解，外地记者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主张记者的工作要目光四射，深入生活抓思想，不赞成刻舟求剑式的，背着一个题目下去，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一意对题目。他这些主张，人家都很赞成，有人将之归纳为“深抓”二字。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具体罪行有哪几条我不太清楚，只记得1957年9、10月间，《大公报》第一版上发了一条消息，称他为《大公报》的纳吉，意思是说他像1956年匈牙利领导人纳吉式的人物。说袁毓明是纳吉，显然是说他是向右派投降。这位在斗争最艰苦的年代参加革命的干部，顷刻间成为革命的敌人。
报社“反右”运动基本结束之后，我和高汾、单于越、石文华等被安排在报社四楼一间办公室里作旧《大公报》的抄录工作。有一天，袁毓明意外地走进来，大家相顾黯然，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我们向他简单介绍了工作情况，他倾诉说：“你们这里不错，大家可以说说话，我一个人在家里真闷得慌我想过来。”我们几个人都真心地欢迎他，几个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吧过了几天，他终于没有来。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1979年初，我还在贵州黔西县的时候，一天，中共县委组织部忽然叫我去谈话，我惴惴不安地去了。因为这种机关找一个右派谈话，一般是没什么好事的。一位官员先调查我的历史，又问《大公报》有哪些右派，最后才问我认不认识袁毓明。兜了一个大圈子，半个小时之后，才问到正题：“你认为袁毓明应不应该改正﹖”我这才知道，他要改正了。我也明白，这只是走走形式。千里迢迢地征求一个右派分子的意见，值得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从《大公报》熟人处得知他故去的消息，但语焉不详。近年来，我辗转找到袁毓明的家人，打听到一些情况：1958年，袁毓明被遣送至太原，分配到山西省文联，给了一个副秘书长的名义。他工作很努力。想不到的是，“文革”中又遭折磨，受尽屈辱，忧郁成疾，于1973年病逝。终年只有五十八岁，英年早逝了！
二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有一个短暂的鸣放时期，全国记协曾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动员党外新闻界人士积极鸣放，名曰“帮助党整风”。当时《大公报》中有幸被邀请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一位是毛健吾。他参加座谈会的时间约为当年五月下旬。
他是上午去参加座谈会的，下午回到办公室，兴高采烈地向几位同事转述座谈会的情况，我有幸身临其境。他转述的具体内容我已经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