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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这，我们得记下，也是“国民革
命”成绩的一斑。（在这句话的旁边林
先生批注“原来如此”）
本来是，拿了人参汤喂猫，她不但
不领情，结果倒反赏你一爪。不识趣的
是你自己。当然，你得知趣而且安
分——也为你自身的利益着想。你学
卫生工程的，努力开阴沟去得了。你学
文学的，尽量吹你的莎士比亚歌德法
郎士去的了。
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
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
一句天津话：“有根”了。
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
“学者”的名词，不是有学问的意思，是
认真学习的意思。（在这句话的旁边林
先生批注“此句可口引”）
他不自居作者；在比他
十二分不如的同时人纷纷
的刻印专集，诗歌小说戏剧
那一样没有。他却甘心抱着
一枝半秃得笔，采用一个表
示不争竞的栏目——《闲
话》，耐心的训练他的句子。
我敢预言，你信不信，到那
天这班出风头的人们脱尽
了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闲
话先生正在从容的从事他那“完工的
拂拭”（The flnlshlng touch）笑
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杠磨成的绣
针，讽刺我们情急是多么不经济的一
个态度，反面说只有无限的耐心才是
天才惟一的凭证。
下面我们来看看鲁迅围绕徐的文章写了哪些文字。 最早，1月14日，鲁迅就写了《有趣的消息》。其中引了林语堂剪报上批注最长的一段，予以讥刺。同时也引用了“有根”那“一句天津话”和“学者”，自然还是讥刺。
2月1日，鲁迅在《不是信》一文的开头，就说到：“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署名是：志摩。哈哈，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我想；赶紧翻转，便是几封信，这寄那，那寄这，看了几行，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闲话……闲话’的问题。”又说：“我猜想那位寄给我《晨报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来刺激我，讥讽我，通知我，还是要我也说几句呢？终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就用这一点事来搪塞一通罢，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口口》，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这份剪报是林语堂又寄给鲁迅的呢，还是别人寄的，已经无从知道了。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又引用了前面林语堂寄给他的那一份剪报里“笑吟吟”的话。
2月27日，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又引用徐文的“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自然还是讽刺，是否还是林语堂剪报鼓动的结果？鲁迅念念不忘回击徐文，的确显而易见。
翻阅这张数十年前的剪报，从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鲁林之间那份深厚的情意。鲁迅晚年感慨地表示：“语堂是我的老朋友”，这是诚挚的心里话。关于这张报纸，《鲁迅日记》没有记载，又因为双方往来的信件大多散佚，因此我们只能根据鲁迅的文章再现历史的情景了。鲁迅根据这篇徐志摩的文章写下的文字，无论是和林语堂“英雄所见相同”，还是受到林语堂的鼓动，都无损于这份剪报见证的并肩论战的友情。俗话说：“宝剑赠英雄”；这份剪报正是“铸剑”的“宝贝”资料。林语堂有意，鲁迅也真的铸造好了。
聂绀弩与李慎之的一段诗缘
聂绀弩在他的《散宜生诗·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未学诗，并无师承，不意有人从舒芜那里看到我的诗，写信给我叫好；舒芜又和我不认识的诗家谈我的诗，甚至说是‘奇诗’，诗家回他的信，都谈得很认真，说我别开生面……” 这位聂绀弩“不认识的诗家”，据舒芜先生《聂绀弩谈诗遗札》介绍，就是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曾在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76年，舒芜先生以聂翁《北荒草》油印本一册见示，我从未见过这样寓悲愤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捧读之余惊为绝世奇诗，为千古所未有，同时揣翁诗意，缀为二律，托舒芜转赠聂翁。”
李慎之先生不以诗名，他这两首《题北荒草》也鲜为人知，我从山东省委党史办离休干部侯井天先生编撰、印数仅一千册的《聂绀弩诗全编》附录《读者通信》中抄录出来，供读者欣赏。
绝塞穷荒百首诗，咸酸苦辣几人知？
微微爝火摇风动，隐隐春雷入想痴。
安得嚼心同嚼蜡，可堪含泪更含辞。
死生明暗春来际，刺破鬼天笔一支。
越是穷愁越放歌，风流自比郑元和。
楚天风雨摧兰蕙，北海鲲鹏笑网罗。说明材料》一篇，曾提到解放前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顶顶吃香的也就是美国底大腿电影和美国底发松的小品’，再其次，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结果，就是因为这句话，使范泉受到追查，并遭受了两年多的无妄之灾。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后，为澄清胡风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又将三十万字《意见书》作为历史文件予以发表，以正视听。范泉看到这《意见书》后，才知道自己当年受到迫害的原由，并专程到北京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询问，胡风将他归为“南京暗探”的说法，有何凭据？梅志告知，因文艺界中有此传言，故有此说。诚如胡风一案的当事人贾植芳所说，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人事纷纭，尖锐复杂，疑神疑鬼，相互猜疑，从而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朋友，也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与许广平之间的恩怨，则缘起于鲁迅。范泉从学生时代就景仰鲁迅，并终生致力于鲁迅研究。上海沦陷期间，他曾将日本学者小田岳夫撰写的《鲁迅传》译成中文，先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且刊上连载（该杂志创刊于抗战后期的1944年10月），1946年又出版过这部传记的单行本。当年在上海由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出面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者每人都曾获赠过一本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这本传记。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是鲁迅逝世后第一部有关他生平事迹的系统记述专著，尽管书中有不少错谬，但当时在纪念和宣传鲁迅上是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范泉说，他译出这本传记后，“为了避免对于鲁迅的误解，曾邀请许广平先生加以详细的校阅”；而许广平则“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纸片记录下来，赐请译者加以改正，并且当面获得不止一次的解释”。所以，范泉的中译本，没有完全忠于原著，而是将原著中一些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的“曲解”及“凭空臆测”，“在许广平先生的指示下，都一一加以删节或改写”。这种方法未必会得到所有外国著述翻译者的赞同，因为这种做法毕竟是篡改原意的。译本出版时，范泉说明了他对原作部分改动的原因，提到曾得到许广平指教并向她“表示无限的敬意”。可是，《鲁迅传》的范译本出版后不久，许广平却在媒体发表文章否认这件事，以她“并没有拿日文与译本对校过”和“偶或贡献些微意见，未必即对”为由，表示自己“始终对日译本不同意算是校正”。
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件不无蹊跷的事情，主要是与许广平对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不满有关。许广平认为，作者“有若干主观之见，拿来放在鲁迅身上，这是不太好的”。她还指出小田岳夫的写法，“是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因此，尽管范泉的中译本对原著内容有所删改，许广平还是极力否认自己参与了中译本《鲁迅传》的“校正”。她不愿意让读者误认为她是同意译本中的观点的。1999年12月，范泉在辞世前则又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胡风当时认为他是“南京暗探”，而胡风又与鲁迅关系很好，所以许广乎也肯定知道这一情况的，作为鲁迅先生的未亡人，她当然不愿意与“南京暗探”有任何关连。不过，许广平审阅过这部传记的译稿，还提过意见，这些恐怕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