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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的朋友会与我共进晚餐”，或“我相信我的老板会提拔我”听起来是
适当的。但是请注意，我们刚才清晰表达的直觉知识在这里也适用：谈到信任，
控制的不确定性必须指的是人，而不是自然现象。说“我相信河流不会冲毁农田”
听起来将会很奇怪。
信任的适当性在第三种情景中甚至更适用，即当我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时，
或当我们无论什么都不能控制时（例如：我无法影响总统提高税率的决定；我不
能阻止恐怖分子引爆炸弹）。在此，我只能诉诸于信任（我必须相信总统的理智，
或恐怖分子的道德约束）。因此，信任和未来的不可控制性是紧密相连的；当我
们不能完全控制未来的事件时，只要那些事件是人为的，信任将成为我们的凭借。
/* 13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不能预测的和不能控制的
所有的行动都在环境中发生，都是面向世界的。其中的一部分是自然世界
（当我种花，或在森林中打猎，或在大海中游泳时，它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但
更重要的部分是由其他人和他们的行动（也包括一些他们的行动的更持久的沉积
物：群体、组织、制度，和他们行动的产物：建筑、道路、汽车、电视等）组成
的社会世界。信任并不是我们指向自然世界的一种倾向性。说“我相信雨滴会下
落”，或“我相信这些花会生长”听起来是不适当的；但是，说“我相信气象学
家对下雨的预测”，或“我相信园丁会把花照顾好”就是十分正常的。信任是属
于人的而不是自然的话语。就像我们前面所强调的：只有物体是人所创造的，我
们说相信物体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是指我们间接地相信创造它们的人。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相信太阳会发光”，但可以说“我相信这个汽车会跑”。
当我们有时把信任的观念用于自然的物体或事件时，我们是用隐喻的方式赋予自
然以意志，好像它是人格化的。我们把自然事件的起源与类似人类的行动联系起
来。只有充满想像力地把自然力量人格化，才允许我们把信任的说法用于自然事
件。例如，当我们说“我相信祖先的神灵会照看我们的庄稼”，或“我相信上帝
会制止传染病”时，就是如此。这些是处在边界上的例子，它们没有使我们排他
性地把信任与面向人类环境的行动相连的一般断言失效。
所以，让我们缩小我们的聚焦范围，把属于自然事件的领域放在一边，只考
虑社会现象——适合于信任的领域。其他人和他们的行动组成我们生活的最重要
的环境，并且他们也是我们自己行动的至关重要的目标。至少，我们必须和他人
共同生存，让我们的行动和他们相协调；并且在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与他们相
互合作。社会环境的问题是它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我们引
起了复杂性的全新维度：我们经验（感知）并理解的其他人类成员的主观的‘自
我意识’”（Luhmann 1979： 6）。但是，与他人互动，我们必须时刻预期构想
他们的行动。“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基于预期的无休止的行动过程，这种预期部
分是认知的，部分是情感的，部分是伦理的”（Barber 1983 ： 9）。
最常见的是，由于我们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测他人的行动，我们的预期很弱。
“没有人能知道他人在将来如何行动（Dunn 1988 ： 85 ）。如果我们有完全有
把握的预测和很强的、确定的预期（expectation ），谈论信任将是离题的。但
是面对其他人，我们经常——并且也许比在面对自然现象的情况下更经常——处
在一种不确定的、令人迷惑和惊奇的状况下。部分原因是认识论上的，我们还缺
乏重要的知识。面对他人的独特行为，我们既不能充分了解人类行为的机制，又
不知道他人行为的动机、目的和原因。我们体验过”他人的意图和思虑的不可理
解性“和”可选择意图的根本差异性“（Seligman 1997 ： 43 ，46）。以下看
法是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所公认的：”既然其他人有他们自己直接通达世界的路
径，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事物，因此对我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极度不安全
的来源“（Luhmann 1979： 6）。”我们与之交往的那些人的动机可以推断，但
永远不能直接被了解，而且我们订购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经常是不知道的或只知
道个大概“（Kollock 1994： p。317）。
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他人行为是以与许多人互动的方式行
动的，或是在许多人的影响下行动的，这些人组成了他们的伙伴圈子或“重要的
他者”（Mead 1964 ）。所以他们的行动是那些数不清的影响的非常复杂的结果，
即使已经知道单个互动的基本规则，我们仍不能在它们的独特联系中理解它们
2。
但是，也许不仅仅是缺乏必要的知识使我们经常不能预测他人的行动。这里
不讨论关于决定主义的深层次的哲学争论，我只希望指出，可能有一些事情与人
的本体论有关。人的行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时候它难于给出充足的理由。
人们似乎拥有一些基本的行动自由：“令人困扰的采取多种多样行动的潜能”
（Luhmann 1979： 39 ）、总是“以别的方式行动”的可能性（Giddens 1984）、
表现反复无常、耍花招——这甚至使我们最有根据的预测失灵。这正是安妮特。
贝尔（Annette Baier ）所说的“他人的自由决定的力量”（Baier 1986：。250
），和亚当斯。塞利格曼所说的“他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因此产生的根本不可预
测性”（Seligman 1997 ： 69 ）。当我们面对多个个体共同的或联合的行动时，
这种不能给出充足理由的特征甚至更加明显，他们复杂的相互联系产生了新的品
质——每一个参与者都没有预料到的合力的结果。微观行为的合力造成宏观效应
的一些例子是市场上需求和供给的起伏波动：繁荣与衰退、股票交易中的熊市与
牛市、政治选举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结果等等。最终，人们展示了一些社会学家所
标示的“反身性（reflexiveness ）”。这意味着人们依据信仰、知识、对过去
经验的记忆和理解而行动；而他们未来的知识状况、他们将持有的信念、他们将
拥有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在未来将根据什么而行动是现在——在他们实际上持
有它们之前——不能预测的3。人们也能够反身性地根据部分已取得的结果修改
他们行动进程；他们能提出修正、放弃互动、辞职、返回等；并且为结束窘困的
处境，人们可能通过他们的防御性行为歪曲最初十分合理的预测（自毁预言（self
destroying prophecies ）），或通过建设性的行动使完全没有根据的预言成
现实（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Merton 1996 ： 183…201）。
当我们试图控制而不是预测其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会处于同样的困境。我们
很少能完全控制他人。只有极端的身体的强制属于这一类。在这种情况下，不需
要信任。如果我完全有能力强制执行我所希望的行动，我能强迫他人像我希望的
那样行动，我不需要信任他们。“对某人的行为完全的监督和控制使信任成为不
必要的”（Giddens 1991： 19 ）4。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最经常的是我们缺
少直接的或完全的控制他人行动的可能性。因此信任变得非常重要。信任和自由
是紧密相关的。“一个行动者信任他人预示着他人行动的自由”（Barbalet 1996
： 79 ）。信任是“应对其他人类行动者或其行动自由的一种策略”（Dunn 1988
： 73 ）。
他人能避开我们完全控制的原因与人的意识有关。即使是最残酷的暴君也必
然会发现，由于强制，人的身体会屈从于完全的控制，但是思想、意图、想像和
梦则不会。甚至在极端压制的情况下，人们也总是有某些选择：顺从或坚持，服
从或反对，遵守或规避（烈士、英雄和圣人毕竟也是人）5。因此，试图完全的
控制常常会失败。“我们越努力控制未来，越有可能出现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Giddens ， in Beck et al。 1994： 58 ）。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发现我们自己处在对未来的行动既不能获得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