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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文化的建立，而甚至自我增强的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向信任文化的恢复倾
斜。另一方面，如果信任常常被背叛——预测的信任落空了，委托被滥用了，而
唤起的信任被忽视了——那么，这个过程转向不信任文化的建立，而甚至自我增
强的良性循环也可能向怀疑规则倾斜。
历史的和当代的证据都表明，一些社会发展了富有生命力的信任文化，而另
一些社会则盛行地方性的不信任。也有一些社会从信任文化逐渐演化为广泛、普
遍不信任的压抑情绪（例如，过去三十年的美国，参见Bok 1979； Stivers 1994
； Putnam 1995b ， 1995c， 1996 ），而其它一些社会则慢慢地脱离普遍的不
信任文化，获得了广泛、普遍的信任程度的不断增长（例如，东欧的后共产主义
社会，参见Rose 1994 ； Piotr Sztompka 1995， 1996a）。要寻找解释这些现
象原因的因素必须在结构的方向上开展，并对历史的维度和行动者个人的贡献有
充分的认识。我们必须尝试详细说明有益于信任文化，或相反地有益于不信任文
化的广阔社会背景，并且了解它们的影响是如何在时间中累积起来，建立起普遍
信任或不信任的持久传统的。
是否存在任何为大众提供行动背景的宏观社会条件——它们将会提高实现信
任而不是背叛信任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它们将提供结构上的机会去进行能带来
报偿的信任赌博，并且能有效地营造信任文化。尽管如此，做这种赌博的实际倾
向仍然依赖于行动者的某些普遍特质：他们探究这些机会的意识和意愿。如果结
构性机会和行动者的资源相一致，信任文化就易于出现。
当然涉及不信任，这些问题可以被反过来问。是否存在提高背叛信任可能性
的宏观社会条件？是否存在这样的行动者资源——它们的存在将更加增强这种结
构的强制性效果？如果结构的和行动者的因素相一致，结果可能是不信任文化的
出现。
/* 59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结构的助长性
我将假定五种宏观的社会环境通过实现信任的有益经验会有助于信任文化的
出现，或相反，通过背叛信任的挫败经验推进不信任文化。第一种是规范的一致
性（normative coherence ），它的反面是规范的混乱（normative chaos ）或
迪尔凯姆意义上的失范（anomie）。法律、道德、风俗的规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
可靠的框架，而它们切实可行的强制保证了它们的制约性（binding nature）。
这使得社会生活更加没有疑问、更加安全、有秩序、可预测，因为存在固定的脚
本（fixed scenarios ）表明人们应该和将会做什么。社会生活的这种规范的要
求提高了其他人将满足我们期望的可能性。存在的安全感和确定感鼓励对预期的
信任的赌博。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与信任、必要的诚实、忠诚和回报更直接相关
的可强制执行的规范。它们的存在提高了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并使我们相信我们
的委托和唤起的信任也将被实现：即参与者将履行他们的职责，并给我们相互的
信任。而在失范的条件下，事情就非常不同。在这里指导人们行为和指导强制服
从的行动的各种社会规则是混乱的。行动变成了由一时冲动、瞬间的情绪、自私
的利益所促动的偶然事件。除了最自我中心的、有利于自己的行为之外什么都是
不可预测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感觉要求拒绝给予预言性的信任（也许可将建立
在纯粹的效率基础上的工具性信任除外）。而且涉及诚实、忠诚和相互回报的特
殊规范和它们的强化物也被悬搁起来。人们失去了任何应尽义务的清晰观念，而
且没有人考虑去强化它。所以报答的和互惠的信任崩溃了。知道这样，没有人敢
把任何东西委托给他人，没有人相信信任可以唤起相互的信任。失范破坏了社会
生活的规范网络（normative tissue）。
与信任被奖赏的可能性相关的第二种结构条件是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它的
反面，社会秩序激烈的变化。如果群体、联合会、机构、组织和政权制度的网络
是持久的、稳固的和连续的，它为社会生活、安全、支持和舒适的感觉提供坚实
的参照点。人们遵循的不断重复的行为惯例使预测他们的行为成为可能。相似地，
履行义务和回报信任不再是一种职责要求，而是没有疑问的、习惯性反应。人们
简直就不考虑一个人按其他方式行事的可能性。信任因此更容易被给予，因为它
将被实现、回报或相互给予的可能性高。就像吉登斯所观察的：“传统为对认同
的连续性至关重要的‘基本信任’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并且它也是其它信任关系
的引导机制”（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81 ）。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停
滞的社会才有益于信任。社会变迁和信任是相兼容的，但是只有它逐渐地、有规
律地、可预测地、按缓慢的节奏和一致的方向进行时，才是如此。完全相反的情
景出现在快速地、激烈地社会变迁期间，革命是它们最好的例子。不稳定性破坏
现存的社会生活网络。人们突然面对完全解体的社会秩序：重新形成的群体、新
的联合会、机构、组织、政权制度。旧的习惯、惯例和熟悉的行为模式不再是适
当的。疏远、不安全和不舒服的感觉出现了。日常行为和长远的生活视角失去了
稳定性和固定性。每件事情突然看起来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因此没有什么事情能被确切预测。我们对他人行动的期望将不被证实，以及因此
我们预期的信任被背叛的机会将提高。与此相似，其他人对委托或唤起的信任将
不加思考地遵循熟悉的反应的可能性减小了。在持久变迁的“后传统”社会，不
信任如此充分发展是不足为奇的。
与信任的倾向相关的作为背景的第三种宏观社会因素是社会组织的透明度，
以及它的反面，社会组织的普遍的秘密性。关于群体、联合会、机构、组织和政
权制度的功能、效率、成就水平，以及失败与病态的信息的可获得性提供了一种
安全和可预测的感觉。如果它们的构造、存在的目的和理由、运作原理、能力及
成效是高度可见的——被公开报道、容易检查、容易理解，人们倾向于把它们与
信任联系起来。他们确信他们可以期望什么，并且即使社会组织失败或出现故障
被认为是可能的，它将不会使任何人遭受突然袭击。另一方面，如果运作原则是
不清楚的、难于理解的、远离视线的、被神秘的面纱包着的，可以推测一定有某
种恶兆要隐藏；将会出现很多流言、闲话和阴谋，而且人们对给予信任将犹豫不
决。
第四种因素是人们对采取行动的环境的熟悉性或它的反面即陌生性。我们所
说的环境指的是环绕人们的自然的、技术的和文化的直接“生活世界”。它包括
各种组成部分：地形和地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颜色、味道、气味、想像
等。在这种条件下，施加于信任的影响背后的逻辑与前面提到的稳定性的情形是
相似的，因为它也与熟悉的行动路线有关，除非它涉及到这样的情景：人们发现
自己被转移了，在一个新的环境，而不是呆在旧的但是变化了的环境。这时新的
环境是否与他所熟悉的环境相似就很重要了。熟悉的感觉产生信任。就像吉登斯
所强调的：“熟悉是信任的根本”（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 81 ）。
熟悉为一个人提供了安全、确定、可预测、舒适的感觉。它有效地制造了产生信
任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很容易相信：充满信任的预期将被实现，委托的价值
将被照看并归还，并且其他人将回报以相互的信任。旅行家和商务旅行者常常找
他在家通常光顾的同一家宾馆或餐厅的连锁店，吃相同的食品，到相同的商店购
物。消费品产业通过它们的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可发现的假日酒店、麦当
劳和比萨饼快餐，以及贝尼顿（Benetton）或盖普（Gap ）商店给人们带来便利。
广告强调的重点正是房间、膳食或衣服将完全与家里的一样。另一方面，当环境
完全不同、陌生或不熟悉的时候，很多不确定性和焦虑可能产生了。人们感到威
胁并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的反应。一些移民社区的命运提供了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