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 上册-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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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而番亦未开者。是但言开山，而山之不同已若此。生番种类数十，大概有三：牡丹等社恃其悍暴，劫杀为生，愍不畏死，若是曰凶番。卑南、埔里一带，居近汉民，略通人性，若是者曰良番。台北、斗史等社，雕题黥面，向不外通，屯聚无常，种落难悉，猎人如兽，虽社番亦惧之，若是者曰王字番。是但言抚番，而番之不同又若此。夫欲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今欲开山，则曰屯兵卫，曰刊林木，曰焚草莱，曰通水道，曰定壤则，曰招垦户，曰给牛种，曰立村堡，曰设隘碉，曰致工商，曰设官吏，曰建城郭，曰置邮驿，曰建廨署。此数者，孰非开山之后必须递设者。今欲抚番，则曰设土目，曰查番户，曰定番业，曰通语言，曰禁仇杀，曰教耕稼，曰修道涂，曰给茶盐，曰易冠服，曰设番学，曰变风俗。此数者，又孰非抚番之时必须并行者。虽然，此第言后山，其繁重已若此。前山之入版图也，百有余年，一切规制，何尝具备。就目前之积弊而论，班兵之惰窳也，蠹吏之盘踞也，土匪之横恣也，民俗之蹈淫也，海防陆守之俱虚也，械斗扎厝之迭见也。学术之不明，庠序以容豪猾，禁令之不守，烟赌以为饔飧。官斯土也，非无振作有为、正己率属之员，始苦于事权之牵制，继苦于毁誉之混淆，救过不遑，计功何自？使不力加整顿，一洗浮浇，但以目下山前之规模，推而为山后之风气，虽多一新辟之区，适多一藏奸之薮，臣等窃以为未可也。尝综前后山之幅员计之，可建郡者三，可建县者十，固非一府所能辖，欲别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而闽省向需台米接济，台饷向由省城转输，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环海口岸，处处宜防，洋族教堂，渐渐分布。居民向有漳籍、泉籍、粤籍之分，番族又有生番、熟番、屯番之异，气类既殊，抚驭匪易。况以创始之事，为善后之谋，徒静镇之非宜，欲循例而无自。使臣持节，可暂而不可常，欲责效于崇朝，兵民有五日京兆之见。倘逾时而久驻，文武有两姑为妇之难。臣等再四思维，宜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而后一举而数善备。何以言之？重洋远隔，文报稽迟，率意径行，又嫌专擅。驻巡抚则有事可以立断，其便一。镇治兵，道治民，本两相辅，转两相妨，职分不相统摄，意见不免参差，上各有所疑，下各有所恃，不贤者以为推卸地步，其贤者亦时时存形迹于其间。驻巡抚则统属文武，权归一尊，镇道不敢不各修其职，其便二。镇道有节制文武之责，而无遴选武文之权。文官之贪廉，武弁之勇怯，督抚所闻，与镇道所见，时或互异。驻台则不待采访，而耳目能周，黜陟可以立定，其便三。城社之巨奸，民间之冤抑，睹闻亲切，法令易行，公道速伸，人心帖服，其便四。台民烟瘾本多，台兵为甚。海疆官制久坏，台兵为尤。良以弁兵由督抚提标抽取而来，各有恃其本帅之心，镇将设法羁縻，只求其不生意外之事，是以比户窝赌，如贾之于市，农之于田。有巡抚则考察无所赡循，训练乃有实际，其便五。福建地瘠民贫，州县率多亏累，恒视台地为调剂之区，不肖者螅Хㄈ∮�，往往不免。有巡抚以临之，贪黩之风，得以渐戢，其便六。向来台员不得志于镇道，及其内渡，每造蜚语中伤之，镇道或时为所挟。有巡抚则此技悉穷，其便七。台民游惰可恶，而戆直实可怜。所以常闻蠢动者，始由官以吏役为爪牙，吏役以人民为鱼肉，继则人民以官吏为仇雠，词讼不清，而械斗扎厝之端起，奸宄得志，而竖旗聚众之势成。有巡抚则能豫拔乱本，而塞祸源，其便八。况开山伊始，地势殊异，成法难拘，可以因心裁酌，其便九。新建郡邑，骤立营堡，无地不需人才，丞倅将领，可以随时札调，其便十。设官分邑，有宜远久者，有属权宜者，随时增革，不至彛�食之虚縻，其便十有一。开煤炼铁，有第资民力者，有宜参用洋机者，就近察勘，可以择地而兴利，其便十有二。夫以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息暂平，旁人仍耽耽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数十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当渐积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东南，而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制。而整理吏治营制之权，操于督抚，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巡抚之便。臣等明知地属封疆，事关吏制，非部民属吏所应越陈。而夙夜深思，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筹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敢不据实上闻，以为ú荛之献。”旨下福建督抚议奏。总督李鸿年、巡抚王凯泰奏言：“福、台关联甚巨，彼此相依，未可遽分为二，请以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诏可。于是葆桢建台北府，改淡防厅为新竹，噶玛兰厅为宜兰，新设恒春、淡水两县，置台东、基隆两厅。而移北路抚民、理番同知于埔里社，改为中路，大事更张，以革新吏治，营制亦稍整饬，而台湾之规模渐大矣。

　　光绪二年六月，江南道御史林拱枢奏言：“琅■之役，沈葆桢暂任其事，议移巡抚驻扎台湾，俾善其后。以现在情形而论，区处台湾，非善后之谋，实创始之事。”十二月，刑部左侍郎袁葆恒亦奏言：“台湾之地，虽僻海滨，而物产丰富，各国垂涎。倘为外人盘踞，则南北洋各处，出没窥伺，防不胜防，而以民番杂处，区划尤难。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举其地之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洽以德意，孚以威信，未易为功。查直隶、四川、甘肃各省，皆以总督兼办巡抚，可否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川驻守，经理全台。其福建全省事宜，专归总督办理，庶事任各有攸司，责成即有所属，似于台湾目前情形，不无裨益。”而巡抚丁日昌亦以分驻两地，往来不便，奏请简驻重臣，督办数年，而后建省。部议不可。七年春，巡抚岑毓英巡视台湾，以台湾孤悬海外，幅员辽阔，筹备防务，必须南北声气相通，方易措手。查彰化县治居南北之中，应将台湾道、府二缺，权其轻重难易，移一于此，俾可居中控制。兵备道刘璈以彰化之下桥仔头庄，可为都会之地，议移道缺，而以埔里社之中路同知为台湾直隶州，与巡道北路副将均移于此。划大肚、八卦两山之地，归州管辖。移彰化县于鹿港，改为州属。而猫雾拺巡检为州吏目，南投县丞为州判，驻埔里社。分凤山县学官一员为州学正。改台湾府为台南府，专辖台、凤、嘉、恒四县，以与台北对立。毓英以为可。将入奏，会越南事起，视师广东，台湾亦戒严，诏以直隶陆路提督刘铭传驻台治军。及平，以铭传为福建巡抚。十一年五月，奏请专驻台湾，办理要政，又陈设防、练兵、清赋、抚番四事。七月，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言：“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虽设有镇道，一切政事，必禀承督抚，重洋悬隔，文报往来，平时且不免稽迟，有事则更虞梗塞。如前次法人之变，海道不通，诸多阻碍，其已事也。臣查同、光之交，前办理台防大臣沈葆桢躬历全台，深维利害，曾有移驻巡抚十二便之疏，比经吏部议准在案。嗣与督臣李鹤年、巡抚王凯泰仍以巡抚兼顾两地覆奏。光绪二年，侍郎袁葆恒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其福建全省事宜，专归总督办理。部议以沈葆桢原奏，台湾别建一省，苦于器局未成，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未克奉旨允行。厥后抚臣丁日昌以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往来不便，因有专简重臣督办数年之请。臣合观前后奏摺，督抚大臣谋虑虽周，未免各存意见。盖王凯泰因该地瘴疠时行，心怀畏却，故沈葆桢循其意，而改为分驻之议。丁日昌所请重臣督办，亦非久远之图，皆不如袁葆恒事外旁观，识议较为切当。夫台虽系岛屿，绵亘亦一千余里，旧制设官之地，只海滨三分之一，每年物产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省，有盈无绌。倘抚番之政，果能切实推行，自然之利，不为因循废弃，居然海外一大都会也。且以形势言，孤峙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其中如讲求军备，整顿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