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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变数-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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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相对于直接利益诉求的冲突,政治价值取向的冲突更具有不妥协性。即使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起因并不是价值取向的,但中间阶层很容易将社会冲突引向政治价值诉求。齐美尔将社会冲突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参与者只是作为“私人的个体”的参与冲突,另外一种是参与者主观意识上作为集体代表的有部分人格投入的参与冲突。前一种冲突参与的目标是个人利益,建立在个人计算基础之上;后一种参与冲突则体现了“缺少自我利益的高尚性”,具有不妥协的特征。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 pp 39~40在齐美尔思想的基础上,科塞讨论了意识形态与冲突的联系。他也认为,“如果参与者感到他们只是集体或群体的代表,不是为自己,而只是为他们代表的群体的理想而战斗的时候,冲突似乎要比为个人原因而进行的斗争更激进、更冷酷无情”。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第四部分:结语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2)

    科塞分析了社会冲突暴力性、体制僵化与价值冲突的相互关系,提出以下几个命题,对于我们理解政治秩序容纳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会有所启示: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05页;并参考《科塞关于冲突过程的命题》一文,崔树义摘译自考J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8章(美国多赛出版公司1978年修订版),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8~14页。①冲突越是具体表现为超出个人利益之上的东西,冲突就越激烈。一个群体在意识形态方面越是统一,其目标就越是共同的和超出个人自我利益的,越具有一种明确的良心,冲突双方感情的卷入就越深,减少了缓解冲突的可能性。相反,群体越是为了其“现实”(客观的)利益而参加冲突,冲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就越有可能在实现其利益的手段问题上寻求妥协。    
    ②发生冲突的体系和社会结构越僵化,冲突就越有可能是非现实的,冲突双方寻求妥协的备选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承担冲突和紧张的制度性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冲突就越具有暴力性。    
    ③控制机制越是庞大,冲突体系和社会结构越僵化。在社会控制严密的体系中,尽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但当冲突确实出现时,由于这种体系没有承担或调节冲突关系的任何手段,冲突就会倾向于是暴力性的。    
    ④如果冲突双方的关系越是次级的,具有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冲突群体的成员不会投入其全部感情能量,社会结构就越不僵化,因而冲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以功能方面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体系,很有可能更灵活和更有可能调节冲突,使之不破坏相互依赖关系。    
    ⑤冲突越是围绕价值而发生,冲突就越具有暴力性。而发生冲突的结构越是僵化,冲突就越容易围绕核心价值而发生。一个冲突处境中的感情卷入越多,这种具有就越可能反映对核心价值的认可。只要各群体信奉不同的价值,或者对什么是“好的”和“适当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就很难达成妥协和和解。因为对冲突群体的成员来说,这种价值具有深厚的感情意义。在由强烈的价值认可维系在一起的僵化体系中,最容易发生这种冲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分析认为,超越制度建设水平的过度政治参与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这种观点也可以理解为:滞后于政治参与需求的过度制度僵化也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政治参与诉求的容纳,是缓和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重要一环。而在现实中,由于我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国情,政治体制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不够通畅。即使曾经存在过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也大多属于政治动员的结果,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性政治参与。虽然当前所存在的各种正式政治参与渠道大多实现了制度化,并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口径,创新出更多的政治参与形式;但在研究中发现,中间阶层对这些政治参与的实质性很大程度上持不信任态度,与其有意或无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感到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缺乏参与感已经成为他们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和政治离异的深刻原因,影响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政治秩序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中间阶层提供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渠道。    
    另外,中间阶层具有较高的素质,参政议政能力较强。对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容纳,还可以加强政治秩序的执政能力,增添政治智慧,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四“安全阀”:容纳释放社会紧张的诉求    
    社会紧张和敌意可以通过有限的、可以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冲突得以释放。齐美尔推崇冲突的正面功能,认为冲突自身是一种释放敌意并维持群体关系的机制,并使用了“安全阀”这个概念来描述为社会不满提供释放途径的合法冲突机制。他认为,释放不满是“清洁空气”,通过允许行为和言证的自由表达而防止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p19如莎士比亚笔下约翰王所咏叹的,“没有暴风雨,就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实际上,社会紧张和敌意的缓解不仅可以通过行为上的冲突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替代手段来达到“宣泄”的目的。德国人类学家舒尔茨创造了“排气孔”这个术语,用来指原始社会中为敌意和被群体压抑的紧张气氛提供制度化释放出口的习俗。他举出了放荡仪式这个例子。在这种仪式中,对于通常的性行为规则和尊讳回避规则可以加以违犯,但又不产生破坏性。Heinrich Schurtz; Altersklassen und Maennerbuende, Berlin: G Reimer; 1903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费尔坎特所说,这种“排气孔”机制就像为被堵塞的河流提供一条河道,它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予受到毁灭性的影响。See Alfred Vierkandt; Gesellschaftslehr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928; pp309~305科塞修正了齐美尔的“安全阀”思想,认为紧张的释放不一定要通过原始冲突行为,还可以寻找替代手段: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3页。积累起来的敌意不仅可以向敌意的原始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很明显,齐美尔只是考虑到了与最初的对立对象的直接冲突,他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即除冲突以外的其他行为模式也可以至少部分地承担与冲突相似的功能。    
    如果没有发泄相互之间的敌意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群体成员就会感到不堪重负,也许就会用逃避的手段做出反应。通过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冲突可以起维护关系的作用。


第四部分:结语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3)

    社会系统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少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社会冲突大多是行动的显性形式,但我们所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是更多的处于酝酿不满阶段的社会冲突。不满是形成冲突行动的直接原因,不满同样可以通过替代手段得以一定程度的化解,使不满不致继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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