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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际行动，意识驱使和行为能力两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中间阶层的实际行动取向，不仅要有期望张力作为意识基础，还要有足够的阶层力量作为能力基础。中间阶层的力量大小受许多因素的影响：①中间阶层的发育阶段，这决定了中间阶层的社会基础大小。②中间阶层的同质性。如果中间阶层在结构上、意识上都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则中间阶层就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产生共鸣感的社会利益与意识共同体，并很容易激发一致行动的冲动。反之，中间阶层就会分化为各种利益与意识群体，难以产生共同行动的合力。③组织化程度。中间阶层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媒介，才能培养出一定的政治意识，使得成员有投入社会与政治参与的平台。否则，没有组织基础的中间阶层就是一盘散沙。④社会阶层同盟。社会分化是复杂的，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阶层要在阶层分化格局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左右局势的能力，必须辨识出自己的主要同盟阶层和主要的反对力量，建立社会阶层同盟的最大支持。中间阶层能否取得其他阶层的支持，不仅要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还需要共同的阶层情感基础，即能够产生基本的阶层认同。⑤中间阶层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行动的基础不仅来自利益的计算，理念和价值观的精神支持力量往往比利益动机更加持久和狂热。这些看似抽象的事物往往是社会运动发起的理由，也是社会运动维持的动力。⑥中间阶层个体的素质。这决定了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在现有政治秩序中的个体行动能力。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两个维度的解说（2）
如期望张力一样，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不能独立于政治秩序之外不断发展；相反，中间阶层的发展是受政治秩序的制约、并与其互动发展的。比如，中间阶层的同质性与社会阶层同盟是否能够形成，要看政治秩序是否在社会资源分配上进行调整；中间阶层的发育能否顺利，要看政治秩序是否采取鼓励的态度，中间阶层的组织化是否得到政治秩序的容纳，等等。
当中间阶层逐渐成长之后，它在采取行动时变得自信而果断，其政治取向对政治秩序的走势也变得重要。它可以决定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格局，使政治秩序向中间阶层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当期望张力较大时，并且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凭借知识、能力优势，中间阶层常常可以扮演阶层冲突的领导者角色，组织、发动底层力量，并为阶层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而当强大的中间阶层被整合到价值分配体系中的时候，就会在阶层冲突中扮演缓冲的角色，这就是“稳定器说”所描绘的图景。这种力量变化导致政治立场变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在阿根廷，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权选择对象有两个：选举产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庇隆主义政府，受中间阶层支持的靠政变起家的军人政权。然而到了80年代，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变得多到足以确保以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在选举中取胜，军人统治退出阿根廷历史舞台。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产业阶级最终选择的是与政治权贵阶层相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权的道路，实现了社会调和；而法国资产阶级选择的是彻底清除贵族、建立共和国的道路，并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动荡。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英国的贵族和僧侣阶层力量十分强大，产业阶级与之做了妥协；而法国的封建体制僵化，力量对比中的中、下层力量十分强大，没有与封建秩序相妥协的余地。从中可以看出阶层力量对比在政治秩序转型中具有的关键作用。
另外，理性特征成为一些学者视野中中间阶层行动谨慎、稳定保守的原因，并进而作为中间阶层政治稳定器的佐证。然而，理性在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中并不是一个倾向性的变量，它体现为中间阶层计算得失的自知之明，理性为关键变量赋值并使其显性化。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更加清楚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高低以及阶层力量大小，并作为政治取向的根据。比如，中间阶层在产生较大的期望张力时，如果力量单薄，在采取行动前也会比较审慎。在其他社会对立力量冲突时，中间阶层根据冲突各方的实力对比，会权衡偏向哪一边，并从冲突后的新价值资源分配体系中分利，这就是中间阶层被人诟病的摇摆性。同时，如果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力量足够强大，或力量对比并不清晰，或任何冲突一方的胜出都不会为其带来好处，中间阶层还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就是所谓的政治冷漠。另外，中间阶层自身可能分化，一部分靠向底层成为现有秩序的反叛者，一部分靠向上层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持者。无论是摇摆、冷漠还是分化，都是由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决定的，而不是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决定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优越中的焦躁（1）
完成高等教育的中间阶层候补成员可以降低期望，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底限，那就是能留在中间阶层。即使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工作也应该是从事脑力劳动，而不是作为技术工人成为中间阶层之下的社会层次。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人数越来越多，很难将他们再定义为以往的“社会精英”。但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人口基数来看，新中间阶层仍然属于少数群体，中间阶层即使没有了以往的“精英”意识，但他们至少还会有一定程度的“社会骨干”意识。
接受高等教育需要高投入，这是中间阶层新成员形成职业期望的重要因素。在计划体制下，进入高校就等于开始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其教育支出几乎全部是国家财政承担，甚至还要发各种各样的补贴。所以，那时候的高校教育不仅不是负担，还是一种优越的生活保障。而当前高等教育基本施行了收费化，进入高校学习成为一笔高昂的支出或投资。据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7万~8万元，其中国家只分担了约1/3。所以，在努力完成学业后，大学毕业生希望能够从新的职业生涯中得到相当的回报是非常自然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境困难、千辛万苦完成学业的学生来讲，供子女读书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这种回报期望更加强烈。而一旦这种期望受挫，很容易导致毕业生的心理失衡，形成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大量大学生参加传销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压力过大而导致的“饥不择食”。大学生自杀对于许多人来说曾经是难以理解的事件，但现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类似的消息已经不能引起特别的社会轰动。周一超的例子则更加惨痛：2003年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大学毕业生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其同学的话引人深思：“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周一超的遭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案发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傅丕毅、傅扬杰：《浙江嘉兴大学生周一超刺杀公务员一审被判死刑》的报道，载新华网2004年3月17日消息（wwwynxinhuanet/topic/2004/gxfz/xlym/4_018htm）。周一超的出轨，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就业压力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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