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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中期，尽管原子弹的研究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但德国领导人对原子弹这种最终武器越来越感兴趣。德国占领挪威后，接管了挪威位于沃马克的水电公司的电解水厂，这个工厂是欧洲惟一能够生产氧化氘也就是重水的工厂，重水是原子弹的重要成分。
大多数德国的原子能科学家大都在柏林的凯瑟威廉研究所或在莱比锡的实验室工作，莱比锡有德国第一座原子反应装置，它是1942年建成的。尽管这个装置很原始，只用来做实验，但它能造出能用于核裂变的设备。希特勒这时候已经命令他们立即生产这种“炸弹”。
1942年6月，德国的核计划遭受到了巨大打击：莱比锡的原子反应装置发生了爆炸。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明显地感觉出，他的科学家已经到突破的边缘。这一年的下半年，当陆军元帅隆美尔从非洲匆忙赶回柏林，要求希特勒给他的军队以更多的武器、弹药以及兵源，以便从美英两国联军的包围中解救他的“非洲雄师”的时候，希特勒发表了惊人的言论。他暗示德国将会有一种秘密武器，“它能将一个人从他的马上炸飞到两英里以外的地方。”隆美尔对此困惑不解，但他并没有刨根问底，他以为这只是希特勒周期性妄想症的一个表现。
在这期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波尔在国际科学界是一位公认的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人。来访的是德国科学家维纳·海森伯哥教授，此人是德国原子弹计划的主要组成人员。他来这儿主要是想向他的朋友波尔请教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在战争期间研制最终武器是不是符合道义？
波尔也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德国确信这种武器能够造出来吗？海森伯哥伤感地说，是的。这次谈话使得波尔很震惊。他马上通知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地下组织，他自己确信德国的原子弹研究已经处于成功的门槛上。地下组织将这条可怕的消息报告给了英国伦敦的军情六处。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他的高级幕僚对这条消息也很吃惊。于是军情六处找到了一位名叫里夫·图斯坦德的化学家，他曾参与过沃马克重水厂的建造。图斯坦德从挪威逃出后，现在已经成为挪威在英国流亡政府的官员。
图斯坦德的手下有一个特工名叫艾拉·斯克兰德，他的家乡就在沃马克附近。1942年的3月29日，斯克兰德悄悄地降落在重水厂所在的挪威南部平原。他很快与重水厂的总工程师焦麻·布朗取得了联系，布朗告诉他，德国近期一直在增加重水产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普林斯顿大学爱罗克·费米 芝加哥大学
此时，在美国，39岁的科学家爱罗克·费米正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在芝加哥大学进行裂变实验，他是从墨索里尼掌权的意大利逃出来的。1942年12月2日，费米和他的小组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可控制的原子链式反应实验。这个结果是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废弃的足球场看台下面的临时实验室里取得的，该足球看台在斯坦哥地。
这项实验的成功使得美国决定建造大型的铀和钚的加工厂，从而为超级绝密的“曼哈顿计划”打下了基础，“曼哈顿”是美国发展原子弹计划的代号。
在美国，从来没有一项计划的保密工作做得像“曼哈顿计划”这样严密。斯坦哥地被称为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田纳西的奥克雷治的气体分离厂被称为K…25；新墨西哥州的拉斯·阿莫斯的实验室被称为X基地；斯坦哥地从事原子分离的科学家被称为“快速断裂协调员”。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保密措施，所以当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下面这封信的时候，美国领导人感到非常吃惊。这封信是从汉堡的阿勃韦尔总部发给其在美国的间谍的：
纳粹帮助美国发明了原子弹（2）
有理由相信，美国对原子能利用的研究正在朝某一个方向发展。我们需要他们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的消息。
在第三帝国，纳粹情报部门的头目史米特上校在命令中写道：“（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的话，它将会决定战争的胜负。”
1944年2月上旬，在美国的第8空降军轰炸了挪威沃马克的重水厂后，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下令将整个重水厂搬到德国。戈林负责希特勒的原子能计划。
几天后，军情六处获悉了戈林的计划。德国人打算将613公斤重水以及14吨药水装在39个大桶里，从沃马克附近的瑞堪运上火车。火车行驶一段很短的距离后将会到达廷斯湖，然后，将它们换上跨越大湖的“水疗院”号渡船，在湖的那一端，再换上火车将其运往德国。
在瑞堪的火车到来的前两天，挪威籍的军情六处间谍克纳特·胡克利德登上了廷斯湖上例行行驶的“水疗院”号渡船。他知道湖水很深，中心有1300英尺，如果将渡船沉入湖心，上面的货物将再也无法找到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2月19日晚，胡克利德和其他俩人悄悄地爬上了停在码头上的“水疗院”号，船上居然没有任何人把守。这些特工在船上放置了定时炸弹，该炸弹将在火车运来的货物装到船后45分钟后引爆。
第二天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到达，它上面珍贵的货物——重水被装上了船。“水疗院”号起航向对岸驶去。45分钟后，船上一声巨响，这一声巨响使得希特勒用原子弹来征服世界的美梦永远地沉到深深的湖水里去了。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放了原子弹，结束了太平洋地区的战争。
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无意中为美国发展最终武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爱因斯坦没有被迫离开德国，他就不会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告诫他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的危害。那样的话，山姆大叔就会睡大觉，直到希特勒将原子弹放到纳粹的武器库中为止。
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不让奥特·海思和弗莱茨·斯垂斯曼发表他们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果希特勒的密友墨索里尼并没有将爱罗克·费米赶出意大利的话，1942年的可控制的原子链式反应将无从谈起。
如果没有费米的这个科学突破的话，罗斯福总统也就无法实施“曼哈顿计划”了。
骑在德国潜艇上
查尔斯·胡察斯海军少校是美国驱逐舰“波瑞”号的舰长，此刻，他正站在船首的指挥舱里，舱里的探照灯正在进行搜索。强烈的亮光划开了漆黑的大西洋，突然，探照灯聚集在一个灰色的目标上，不好，那是一艘德国潜艇的顶部。于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开始了，这件事发生在1942年6月。
美国“波瑞”号发现自己骑在一艘德国潜艇上美国海军
探照灯同时也给了德国潜艇一个看清目标的机会。潜艇里的人开始爬出指挥塔，操纵甲板上的机枪向驱逐舰射击。子弹打在“波瑞”号上，又纷纷弹了起来。同时，“波瑞”号上的机枪也开始向德国潜艇射击，试图将甲板上的敌人消灭掉。
不一会儿，德国潜艇还没有完全沉下去就开始匆忙逃窜，“波瑞”号紧追不舍。驱逐舰马上就要追上潜艇的时候，胡察斯少校通过对讲机命令道：“所有人员准备撞击！”
“波瑞”号上所有的人都为即将到来的巨大震颤做好了准备，但是，它却没有发生。原来情况是这样的，就在驱逐舰将要撞击潜水艇的一刹那，一个巨浪将“波瑞”号抬离了水面，又将它轻轻地放在潜艇指挥塔前面的甲板上。
这两艘军舰一个压在了另一个的身上，成了“X”形状，但都没有受伤。这可能是战争中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插曲之一：一艘美国驱逐舰骑在一艘德国潜艇上。
胡察斯船长一下子懵了，美国的经典海军教材可从来没有讲过如何对付这种情况。德国潜艇下沉不下了，美国驱逐舰也因为敌人都躲在舱里而没有了目标。
两艘军舰纠缠了15分钟后，它们终于努力摆脱了对方，潜艇开始逃生，疯狂地往前跑，“波瑞”号在后面猛追，同时用4英寸机枪对着敌人的指挥塔猛烈射击。
1小时10分钟后，这艘德国潜艇漂在了水上，很快又带着它上面倒霉的德军沉到大西洋底去了。
双重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