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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因为要御寒冷，就要做衣服。人类到了能够做房屋做衣服，便进化到很文明了。但是天灾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备，有的一场大风，便可把房屋推倒，一场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没，一场大火，便可把房屋烧完，一场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坏。这四种水、火、风、雷的灾害，古人实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用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风、雷四种天灾。所以古人对於这四种天灾，便没有方法可以防备。说到人同兽争的时代，人类还可用气力去打，到了同天争的时代，专讲打是不可能的，故当时人类之感觉是非常困难的。後来就有聪明的人出来，替人民谋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树上做居室，替人民谋避风雨的灾害。
自此以後，文化便逐渐发达，人民也逐渐团结起来。又因为当时地广人稀，觅食很容易，他们单独的问题，只有天灾，所以要和天争。但是和天争不比是和兽争，可以专用气力的，於是发生神权。
极聪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设教，用祈祷的方法去避祸求福。他们所做祈祷的工夫，在当时或是有效或无效，是不可得知。但是既同天争，在无法之中，就不得不用神权，拥戴一个聪明的人做首领。好比现在非洲的野蛮酋长，他的职务，便专是祈祷。
又像中国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为治，所以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说国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祷，第二是打仗。
五、人和人相斗的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
中华民国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现在没有君权。日本至今还是君权的国家，至今还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们都称天皇。中国皇帝，我们从前亦称天子，在这个时代，君权已经发达了很久，还是不能脱离神权。日本的皇帝在几百年以前，已经被武人推倒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维新，推翻德川，恢复天皇，所以日本至今还是君权和神权并用。从前罗马皇帝，也是一国的教主，罗马亡了之後，皇帝被人推翻，政权也被夺去了，但是教权仍然保存，各国人民仍然奉为教主，好比中国的春秋时候，列国尊周一样。
由此可见人同兽争以後，便有天灾，要和天争，便发生神权。由有历史到现在，经过神权之後，便发生君权，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权力剥夺了，或者自立为教主，或者自称为皇帝，於是由人同天争的时代，变成人同人争。到了人同人相争，便觉得单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维持人类社会，不能够和人竞争，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强盛，才□以和别人竞争。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从前人同人争，一半是用神权，一半是用君权。後来神权渐少，罗马分裂之後，神权渐衰，君权渐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是君权极盛的时代。他说﹕「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麽大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了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利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余年来，革命的思想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革命。民权革命，是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
所以推求民权的来源，我们可以用时代来分析。再概括的说一说﹕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了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民权时代。
这个时代是很新的，我们到了这个很新的时代，推倒旧时代的君权，究竟是好不好呢？从前人类的智识未开，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在那个时候，君权是很有用的。君权没有发生以前，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就道理上讲起来，究竟为什麽反对君权，一定要用民权呢？因为近来文明很进步，人类的智识很发达，发生了大觉悟，好比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便要父母提携，但是到了成人谋生的时候，便不愿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自由独立。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学者要拥护君权，排斥民权。日本这种学者是很多，欧美也有这种学者，中国许多旧学者也是一样。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还是主张复辟，恢复帝制。现在全国的学者，有主张君权的，有主张民权的，所以弄到政体至今还不能一定。我们主张民权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国的民权情形，考察清楚才好。
六、中国的民权思想。
从二十万年到几千万年以前，是用神权，神权很适宜於那个时代的潮流。比如现在西藏，如果忽然设立君主，人民一定是要反对的，因为他们崇信教主，拥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信，服从活佛的命令。欧洲几千百年前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发达的时期，早过欧洲，君权多过神权，所以中国老早便是君权时代。民权这个名词，是近代传进来的，大家今天来赞成我的革命，当然都是主张民权的；一般老官僚要复辟要做皇帝，当然是反对民权，主张君权的。君权和民权，究竟是那一种适宜於现代的中国呢？这个问题是很有研究的价值。根本上讨论起来，无论君权和民权，都是用来管理政治，为众人办事的，不过政治上各时代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就各有不同罢了。
到底中国现在用民权是适宜不适宜呢？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适宜於行民权。美国本来是民权的国家，但是在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也有一位大学教授叫做古德诺，到中国来主张君权，说中国人民的思想不发达，文化赶不上欧美，所以不宜行民权。袁世凯便利用他这种言论，推翻民国，自己称皇帝。现在我们主张民权，便要对於民权认识得很清楚。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
就是中国十三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但是我们的历史，经过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乱，都是用君权，到底君权对於中国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国所受君权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害参半。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此时应用民权，比较上还是适宜的多。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在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信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是一定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人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人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於民权的见解，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经老早想到了。不过在那个时候，还以为不能做到，好像外国说乌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时可以做得到的。
七、民权发生的历史。
至於外国人对於中国人的印象，把中国和非洲南洋的野蛮人是一样看待。所以中国人和外国人讲到民权，他们便极不赞成，以为中国何以能够同欧美同时来讲民权。这些见解的错误，都是由於外国学者不考察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以不知道中国实在是否适宜於民权。中国在欧洲的留学生，也有跟外国人一样说中国不适宜於行民权的，这种见解实在是错误。依我看来，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见之於言论，没有形之於事实。现在欧美既是成立了民国，实现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国古人也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们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潮流，非用民权不可。但是民权发生，至今还不甚久，世界许多国家，还有用君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