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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报道，三门峡本来有五台５００００ＫＷ的机组，后来又加了两台，一台归水利部，一台归黄委会，枢纽局则把一台５００００ＫＷ者改成６００００ＫＷ，余出部分归他们自己。〔２〕我宁愿这种报道失实，否则，事情就令人难以容忍。如果国家职能部门的决策竟然建立在这种格局之上，怎么能不令人意外和愤慨呢？
由此，我才想到依法解决的方案。
目前的解决思路无视依法保护公私产权
据对中央电视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北京青年报》１１月２４日和《南方周末》１１月２７日报道的分析，目前关于关中洪灾的解决方案，仍沿传统模式酝酿。
一方面，是陕西省灾后协商水利部，再次苦求三门峡空库敞泄，勿再发电，张光斗、钱正英及陕西水利科技界上下也以理相呼；另一方面，则是水利部面对分歧，按惯例召集专家会议。尽管主持会议的索丽生副部长个人支持陕西思路，但与会专家大部分同黄委会有项目合作关系，只能形成所谓“务实可行的方案”，主要是继续发电，把水库水位只降两米。会上同意陕西方案者占少数，是几位已退休的老人。“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正常”。
针对陕西的陈情，以及陕西水利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严重影响潼关高程的说理，与会许多专家却认为“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三门峡现行蓄水水位和运行方式同潼关高程变化有直接关系”（三门峡枢纽局有领导者甚至说，水库距潼关三十公里，不可能影响到后者高程），但同时“多数认同通过一定程度降低水库水位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第一，作为水利专家，有人竟然公开否认潼关高程正相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这简直是当代中国水利史上天大的“学术笑话”，但它披着自然科学逻辑的外衣，挺吓人。不过，水利科学逻辑在本质上也不过是水利现象历史进程的简化而已。任何水利科学上的逻辑均首先必须与历史相一致，否则，它就只能是“伪科学”。从渭河下游高程演变历史看，任何一个岸边成人都可以证明，正是三门峡水位提高，几十年来才逐渐形成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其西的“悬河”。对此，陕人可以拿出成千上万合法的证据，驳斥那些抹去学术良心的谬见。当然，我们也不一般地否认目前潼关高程抬升尚有陕西水土流失严重等其他原因，但主因在三门峡高水位发电。请这些专家们珍惜“水利科学”的名声罢，也请水利部官员到渭南举行听证会。
第二，显而易见，这个专家会议的结论也自相矛盾：既然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库水位无关，又何必悖离科学，迁就不科学意见，降低水位，自造损失？实际上，这一表态本身也是对“无关论”的直接否定。更何况，水利部长汪恕诚已有批示：愿将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作为手段之一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实际上也已经承认了“无关论”站不住脚。从历史上看，周恩来总理１９６４年主持“三门峡改建”工程的依据，就是潼关高程抬升的根子在三门峡发电水位。针对当时反对意见，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不顾黄河中上游利益的本位主义。这一史实，更是对“无关论”直接的当头棒喝。
尽管如此，只站在本部门立场想问题而不管渭南农民死活的利益本位强权，在此次会上仍暂占上风。可以设想，面对权力和“学术”的如此异化强势，陕西有关方面也只能忍痛把主要精力放在倾力争取水库水位多降一点。
在这次会后不久，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旬，水利部又会同中国工程院再次开会。会后，论争公开化，包括出现了张光斗和钱正英在中央电视台的疾声呼吁，以及京、粤、陕有关媒体的关注。１２月１１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还刊发了笔者《用索赔根绝水患——对根治关中渭河水患的建议》。２００４年１月６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黄委会总工程师和黄委会水研院副院长等人的发言，据说，有关“课题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近年来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主要是由于水沙条件的变化造成的。三门峡水库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应作进一步调整，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不能只依靠三门峡水库来解决”，“全年敞泄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又据说，“三门峡水库保留下来毕竟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例如，非洪峰期低水位（三百零五米至三百一十三米）发电，特大洪水时可缓解小浪底水库的压力等等。它给渭河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
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张、钱二老以及陕西和各媒体批评的答辩。不过，在我看，它底气已很不足。
其一，真相是，有关课题研究的初步结论很不利于三门峡继续发电。以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见解认为，要降低潼关高程，目前惟一可行的选择，是降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故建议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如敞泄二至三年后，潼关高程尚未降低，则继续敞泄并继以其他工程措施；如已降，则可考虑非洪期恢复部分机组发电。陕西的研究见解是，三门峡发电所需高水位是造成潼关高程抬升和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故其水库应全年敞泄，非洪期控制运用水位也应降至三百一十米以下。此外，就是河南黄河水科院的意见（如上述）。这些意见大体分为两大方案。这两大方案见解之异，既有研究者方法不同的因素，更是价值观取向不同所致。须知，任何水利科学的研究结果，都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选择密不可分，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科学认识论原理。假如我们再考虑到持第三种见解的研究者不能不注目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就基本明白了。
其二，即是从纯科研层面看，支撑观点的数学模型边界条件处理及参数选取应十分考究。可黄委会水研院在水库蓄水水位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分析中，以回水末端确定影响范围，就很值得商榷（以回水淤积末端进行分析确定较科学）。由此得出的一系列数据（包括在《光明日报》上公布的一些数据），皆说服力不强。
第三，不管怎么说，黄委会水研院这一次未像枢纽局有关人员那样，一刀斩断三门峡水库水位与潼关高程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公开承认两者有关联，只不过不是主因。对于本建议而言，这就足够了（见下述）。
其四，所谓渭河下游问题可通过“花钱不多的办法解决”之说，不禁令人哑然失笑。２００３年洪灾，关中公私财产损失是个小数字么？渭南受灾农民的损失不算“钱”吗？尔后再灾，损失数额吓人。在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作为造成灾害原因的一方，毫不顾及被损害者的合法权益，把受损失者的损失不当损失，这是应有的健康心态吗？
２００３年末，国家投资四十亿元，用于全国灾区重建，其中，黄河滩区和渭河移民迁建工程中“居有其屋”款项落实。国家先后拨给陕西各类救灾及灾后建设款已总达五亿多元，但灾情太重太广，据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此后报道，“重建房屋已成了灾民的当务之急，但是许多灾民谈起重建房屋，大都唉声叹气”。有灾民反映，“上级政府救济标准是每户塌房一间给三百元，一间危房给一百元，补贴不超过三间，也就是说，一户得到的补贴最多九百元，这只是杯水车薪”。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