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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讲，之后的每一次与那些因缺钱而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学子们面对面地坐下 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不幸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残忍的刽子手，因为我总是在无情地剥 露这些同学深埋在心底世界的那部分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或者就根本不想再重提的隐痛， 并一次又一次残忍地让其向公众抖落。这种采访谁说不是一种犯罪式的？可我依然必须那样 做，且得认认真真。
有一
次在华北工学院，学校把一位壮族女学生介绍给我采访，在采访之前我知道这位学生的 家境
非常的困难，她在学校的学业也处在无法想象的那种境地。但这位学
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愿先讲，直到其他同学都走后，她才开了口。可她一开口就让我感 到意外。
“老师，我能不能不说？因为我… ”她刚说这几个字就已声泪俱下，那双惊恐和企盼 连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不知怎的，我的眼泪跟着夺眶而出。我说：“行，你… 可以走了。”
她真的如释重负地走了，而我同样感到心头如卸泰山。这样的情况，在我对几十所大学 的采访中时有发生。有时极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而常常又庆幸被某个同学拒绝采 访，这种矛盾几乎一直交织着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
贫困生们不爱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质贫困真情，是个普遍现象。这里面既有他们自尊的 一面，也有社会和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好面子，它既有积极的一 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助这 些贫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别难做。
如政府和社会每年给予学校一定的贫困补助，但有些贫困生你怎么追他（她），他们就 是不写申请，弄得学校和团组织无可奈何。这种结果常常使一些本来十分需要帮助的特困生 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可是这些贫困生又怎样说呢？
有位女同学对我说，她说她宁愿少吃少穿，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贫困生或者特困 生，那样就等于当众把我的衣服给扒光了，我无法忍受，无法再抬起头走路。
我问这是为什么。
她摇摇头，说这种心理感受旁人是无法体味的，说也说不清。
我想可能。
一天，我在某省采访一位师范学院的贫困生，这位同学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坐在一旁 的那位陪我出来采访的省学联主席某小姐突然失声哭泣起来，当时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间里 剩下我们俩人时，这位女同学才对我说，她其实也是个贫困生，而且其程度应该列入“特 困”行列。在我一再恳切要求下，她简单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地 区，父亲是当地乡干部，因为父亲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比其他农家人多些，所以父亲一直 支持她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学。可就是因为要供3个儿女上学，他们家后来变得比别人 家更贫困了。她说她当乡干部几十年的老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毛衣，现在身上的那件是作女儿 的她得了第一笔奖学金后给买的。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是她毕业后到了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 席每月有300元补助后刚给买了一台小彩电。她说她家开始一直认为她的哥哥能考大学，可 是哥哥考了三年就是没考上。她女儿家一个，开始家里并没有把她和妹妹读书放在心上。
她说她上学时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要到离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从家出来，先得 走四、五里路，再搭别人的煤车，颠颠簸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当时她心里十分清楚上 高中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什么苦都不在乎。上大学时因为家穷，她便报了农大。 起初到大学时就很自卑，后来看创周围的同学跟自己一样穷，于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 当上了班干部、入了党。可苦日子还得过，在大三时，妹妹和一个表妹也到了农大上预科 班，她们没有补助，于是姐妹三人就吃她那张饭卡上学校发的每月90块钱。所以只能天天 吃些馒头，菜根本买不起。她们就自己隔一两天上学校门外的小摊上买回一棵圆白菜，放入 小铝锅内煮，没有一滴油，就这么着3人过了一年，直到她毕业……
这期间她也打过工，但平时因为她是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很多，只能在假期里出去做 工，只要有钱赚的活什么都去干，沿途做小买卖什么的她都干过。只是这些事她从来没对人 说过。她说我是唯一知道她“阴暗面”的第一人……
这是又一个我没有想象到的事例。这位省学联主席小姐仪表娇美，穿着整洁，给人感觉 丝毫没有半点贫困之气，但她不仅昨天是个标准的贫困生，就是在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一 个月拿300元补助的今天，仍然可以说是一个“贫困族”。她说她现在是在省直机关工作， 又几乎天天出头露面，一天忙到晚，穿着总要像个样吧，再打工去是不可能了，而出头露面 总不能穿破破烂烂吧，还有，家里、妹妹那儿得支持点吧，你说我这300元够什么用？
她苦涩地朝我笑笑。
那几天虽然我天天忙着不分日夜地采访，但这位学联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地 在我脑海浮现，并期望进入我未来作品中。可就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省城时，这位小姐很不好 意思地走到车窗前轻轻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写进作品中……要写也不能说我的真名 呀！”
我点点头，答应了她。
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连一个具有相当素质的学生干部也对别人将她的贫困坦露出来 而感到难为情呢？这恐怕说明，所有贫困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比常 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贫困——这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 了。成千上万的下岗人员从社会的最底层向这个世界浩浩荡档地走来，他们擦着泪水，毫不 隐瞒地真诚向社会亮出自己是贫困的一族，同时去接受生活的挑战，去端回自己的饭碗； 8000万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民们，不仅自己早已把干枯而颤抖的手，伸 向政府，甚至伸向联合国，而且许多地方在吃了几十年“救济”后再不愿摘掉“贫困县”的 帽子，因为“贫困县”这只帽子实际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赖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资助与挥舞某 种权力的金字招牌；那些呀蜒学语、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书包，走进“希望小 学”时的喜悦，更没有半点因自己贫困而感到不光彩。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生们 则截然不同，一旦“贫困”两字压在他们头上，那种精神枷锁就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重。许多 貌似在贫困面前不屑一顾的学生，其内心深处隐积着的那种恨不得重新分割这个世界的强烈 意识与潜能比别的人高出几倍，只是他们为了求得最终能改变自我命运而暂且放弃或者自我 克制罢了。
在校园内有句十分流行的话，叫作“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
现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晴朗的周末，北京西郊。某实验学校门前，一条长达几百米的马路上，挤满了各色 各样的高级轿车，公共汽车被无奈地挤在了一边，下班的行人只能在一辆接一辆的车海间穿 梭。一位老人站在马路牙子边望着黑压压的一片车子，嘴里在“啧啧”不停地称道：到底是 贵族学校哟！
这是一所有几位中央领导题过词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学校，俗称“中国第一贵族学校”。
如今已开办数年，校内设学前班、六年制小学和中学部。这里的一位教师告诉我，这是 所全日制寄宿制学校，凡进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得先交一笔“赞助费”，小学部以6万元起 价，初中最低为4万元。
“什么叫‘起价’和‘最低价’？”我有些不明白上学还要交“赞助费”，而且还有这 么多生意经！
“所谓起价和最低价，是指学校规定每位到这里上学的中小学生必须先交的基本赞助 费。
由于在报考时，一些学生离录取分数线有一定距离，或者是外地学生想上此校，就得靠 ‘分不够、钱积攒’办法争取到入学权利。”
“那最多的要一次交上多少钱？”
“5万6万的都有吧！”这位老师说，“好像去年有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成绩不咋样的 宝贝儿子交了8万还是1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