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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3年8月25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与会的中国沦陷区、伪满洲国、蒙古代表共有二十六人。其中北京沦陷区的有沈启无、陈绵、张我军、徐白林、柳龙光、蒋义方，与第一次相比人数有所增加。这一年是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和侵华战场上节节失利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紧了对其控制的沦陷区的傀儡政权的利用。在日本的操纵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对英国和美国宣战。在文学方面日本侵略者也要加紧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战场失利的阴云的笼罩下匆忙召开。他们甚至把会议的名称改为“大东亚文学者决战会议”，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对战场状况的焦虑。和第一次会议一样，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报国》（其前身是《日本学艺新闻》）也刊登了与会者的名单和简历并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宗旨。通过名单和简历可以发现这次会议的参加人数较之上次要多。其宗旨也比上一次更加露骨，其中心内容如下：
大东亚战争的战况如今已经白热化。为了完成战争，共荣圈内的决战态势已经形成，但强化之乃是燃眉之急。在此邀请大东亚内参战诸国的文学者，不仅要确保互相之间的文学上的协力，而且要畅谈坚定决战必胜的信念，讨论实践的方策，同时通过参观等其他方法，显示我国国民和国体的尊严和真姿，以促进参战文化人的挺身协力。
会议的时间比上一次短得多，只有三天。会议的第一天是开幕式，其内容与第一次基本相同。从第二天开始进入大会议题，这次会议也有四个议题，第一个是“决战精神的高扬”，第二个是“美英文化击灭”，第三个是“共荣圈文化的确立”，第四个是“其理念与实行方法”。要求与会人员以此为中心发言。会议的第三天上午，与会人员分为三个分会场进行讨论。张我军参加了第一分会场的讨论，主要是关于“文化交流和文学的姊妹艺术”的问题，即如何在日本、伪满洲国和中国沦陷区之间进行电影、戏剧、少年儿童文学等方面的交流。下午与会人员再次召开大会，由三个分会场的代表分别汇报讨论情况。之后由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事务局长久米正雄宣布获得“大东亚文学奖”的名单，会议全部内容结束，由火野苇平宣读了大会的“宣言”，宣称：
我们全东洋的文学者，都是带着笔和剑，为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完成而献计献策的战士。互敬互信，团结一致，在新的东亚的信念下，披荆斩棘，为给世界带来光荣的大东亚文学的建设，而竭尽全力。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次会议的实质与上一次会议如出一辙，都是带着很强的政治、军事目的，要求文学工作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只不过由于形势的发展，日本的这种要求更加明显和变本加厉而已。会后日本方面又组织了一些演讲和参观活动。
不容置疑，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反动的、邪恶的，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起到了文化侵略的作用，构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事实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对中国沦陷区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其对中国进行欺骗宣传的目的。基于此，人们对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人有着不满和反感的情绪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但是，历史往往比我们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实事求是地讲，参加这次会议的人确实是鱼龙混杂。其中既有丧失民族气节、甘心谄媚事敌的无耻的文化汉奸，也有从事抗敌活动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更多的参加者则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陷入了这个泥沼之中。张我军就是这样的一个参加者。关于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原因，张我军本人也曾经提到过。他在谈到参加第一次大会的原因时说：“本人一向在文学界也没有什么贡献，而且年来已经成了一个书呆子，所以知道此次即使参加大会也不会有什么用处，无奈邀请者十分诚恳，而周作人先生也极力劝本人参加……”《晨报》1942年11月18日。关于参加第二次大会，张我军在华北代表的行前笔谈中以《出席之辩》为题再次做了说明，表明自己“无奈推辞不开，今年只好再勉为其难”《华北作家月报》第8期，第3页，1943年8月20日。的尴尬处境。张我军的好友以及一些研究者也曾经对张我军参加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原因进行了种种推测说明。当时与张我军同在北京的好友洪炎秋认为：“他所以出席这个会的原因，一半由于周作人、钱稻孙等先辈的邀约，一半由于他一直以教授日文，名重一时，而一生不曾到过日本，在讲解上难免常感困难，所以想借这次的招待，到日本各名胜去游览一番，借以帮助教学，动机十分单纯，不足列为罪状。”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虽然事实证明张我军在早年往返北京与台湾的时候曾经数次途经日本，并非没有到过日本，可是洪炎秋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以前张我军虽然到过日本，但也只是有过短时间的逗留，没有机会进行参观。一直与张我军和睦相处的张我军的另一位好友张深切当时也曾经因为这件事对张我军表示不满，张我军对他做出了解释，张深切就没有再反对，他理解了张我军的苦衷，张深切认为：“为了这件事，他受了莫大的打击，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我军一生犯了最大的错误。从表面看，也许这是属于言出有因，然而从里面看，却未必属实。对此我无意多加辩护。不过，我理解他是一位纯粹的台湾人，站在台湾的立场说，他的言动并无可厚非的地方。”同②第5—6页。虽然这段话说的不是特别明了，但是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背负着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艰难处境，他确实有许多不由自主之处。此外，也有人提出张我军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去会见一些心仪已久的日本名作家”秦贤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46页。，这也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说法。总而言之，张我军本人的解释以及其他人推测都是能够成立的，都足以说明张我军本人是不愿意参加这种活动的，更没有抱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仅仅因为他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就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凭借张我军对这两次大会的态度以及他在这两次大会中的言行来对他做出恰当的评价。可以说，张我军虽然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但始终是怀有抵制的态度的。在会议的开幕式中张我军就有惊人之举，当年参加过大会的日本人谷岩大四就曾经记录下了张我军的一个举动：“一行人当中，只有张我军一人扭过脸去，不向皇宫鞠躬哈腰，给我的印象很深。此人日本语讲得非常漂亮，也曾担任过翻译，但是好像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徐遒翔：《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这不仅充分表现出张我军对这次大会的态度，也表明了张我军的骨气。而且，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张我军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所谈论的话题，提出的议案都限于文学的范围内，没有向政治、军事靠拢的倾向。在第一次大会上张我军就大会的第三个议题即“以文学为途径的思想文化融合的方法”做了发言，但是他的发言并没有涉及思想文化的“融合”，只是提出中日双方要互相派遣文学家，加强“文学家和学术的互相交流”。很明显这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提出的中日文化之间的正常交流的途径，通过这种交流，双方都能够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文学。这里没有为侵略者服务的成分在内。在第二次大会中，张我军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与日本侵略者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相距甚远的提案，即要求设立以日本文学家岛崎藤村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金案。这个提案当然很不符合大会的胃口，被大会否决。但是，张我军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自己的意见，提出：“假如文报碍难接受，则希望日本文学者另组机关进行其事。”柳龙光：《大会毕后的一两点感想》，《华文大阪每日》11卷7期第5页，1943年10月1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