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次，日本侵略者还大肆破坏沦陷区的经济，疯狂掠夺工农业资源。1938年，北平成立了日华经济委员会，帮助日本大财阀控制华北的煤炭、电力、铁矿等重要资源；1940年3月又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在所谓的“开发”的名义下，利用“接管”、“控制”的手段霸占了华北地区的工矿企业，并进行疯狂的开采和掠夺，为其进行的侵略战争服务，造成华北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在农业方面，日本侵略者于1941年3月在华北成立了“华北垦业公司”，专事掠夺粮食、棉花等重要的战略物资。随着日本侵略战争进程的发展，日本开始在华北地区实行粮食统购政策，不仅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也造成了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粮荒把北平市民逼到了饥饿与死亡的边缘。在日伪统治北平的初期，市民们还能吃到一些玉米面、面粉和小米等。自从日军开始控制粮食以后，市民就只能吃到日伪限量“配售”的“混合面”，即由各种杂粮混合一起，搀上麸皮、米糠、玉米核、橡子粉等磨制而成的大杂烩，不仅难以下咽，而且，“因其成分复杂，有的不免含有病菌。当时老百姓纷纷反映：吃了混合面，有的腹痛拉稀，有的大便干结拉不出来”。《日伪北京新民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就是这样的“混合面”，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发展，配售的数量也越来越少，远远不够食用，华北各大城市饿殍遍野。据统计，1943年冬，北京平均每天死亡者达三百人之多，惨相令人目不忍视。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包括北平在内的沦陷区推行明禁实纵的鸦片政策，毒害中国人民，渔利甚多；为维护其统治和进行侵略战争，他们还在北平成立了细菌部队，灭绝人性地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为补充其国内劳动力的不足，还掠夺走了大量的劳工。
所有的这些在当时的北平共同构成了一张严密的控制北平居民的法西斯统治网，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人们不仅生活上极端困难，而且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如同生活在地狱之中。
当时，张我军一家也和其他的北京普通市民一样生活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就曾经回忆起当年他去排队买“混合面”的往事，可见生活的艰难。而且张我军还面临着另一种普通中国人所未曾经历过的艰难的选择和处境。因为他是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中国台湾人。尽管从思想到行动上他都认同自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但是由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他的国籍却是日本籍。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可以不考虑这些问题，心安理得地做一个中国人，在远离日本人统治的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可是中日战争的爆发却迫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和面对自己的身份问题。事实上，早在战争即将爆发之时，这一问题就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如前所述，张我军应其学生雷季尚之邀担任北平社会局秘书，帮助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处理对日交涉事务。可是当北平市政府的官员随同第二十九军一起撤退时，他竟然没有得到丝毫的暗示。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张我军。也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问题。北平沦陷以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出来。因为在当时，作为一个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张我军也受到日本政府于1938年颁布的《国民总动员法》和1939年颁布的《国民征用令》的管束，“有义务”为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不义战争服务。而且他是一个在华北地区名重一时的日文日语教授、翻译家，在文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日伪方面对他这样的重要人物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利用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张我军要想谋个一官半职，过上轻裘肥马的日子简直是易如反掌。因为在日伪占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十分愿意利用名义上是“日本人”的台湾同胞，尤其是这些生活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因为他们大多会说中、日两种语言，通晓中、日两国的风俗人情，如果他们愿意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效果会比大陆的汉奸好得多。据洪炎秋先生讲当时的台湾人，在外交方面有出任驻伪满洲国的大使和驻日本的伪总领事的，在内政方面有出任伪省长、伪道尹和许多伪县长、伪局长之类的，在军事方面有出任伪绥靖主任、伪师长、伪副官、伪军校教官的。当时，与张我军有往来的台湾同乡中就有一些人是伪政府的“道尹”、“县长”、“局长”等。但是张我军内心深处有着坚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所以坚决不出任任何官职。他巧妙地拒绝日伪政府为利用他而主动送官上门的人，应付日本人对他的“提醒”。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清晰地记得在沦陷期间身着日本警服，佩戴短剑的日本警官几次到他家去，表面上是去看望张我军，对他十分客气，实际上则是在提醒张我军不要忘了自己是台湾的“日本国民”。张光正曾经亲耳听到张我军在电话中拒绝了日伪的伪“北京市长”管翼贤要他去做伪政府的“教育局长”的要求。这使张我军艰难的生活，更蒙上了政治的巨大压力。因为这种拒绝是危险的，会引起日伪政府的仇视，所以不得不虚与委蛇。张我军坚决不充当日伪的帮凶，坚守民族气节这一底线，与那些落水、附逆的人相比，是令人佩服的。
当然，在那个年代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为时局所迫，张我军也不得不和日伪方面的人物甚至是头面人物发生一些往来，但是他把这类活动锁定在教育、文学、日文翻译等方面，而尽量避开政治。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参加了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活动，他也尽量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迷失大方向。就是与自己的恩师周作人他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划清了界限。周作人与张我军可谓“交情颇深”，早在张我军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两人就有了接触，作为老师的周作人还介绍张我军发表日文翻译的作品，并且为张我军翻译的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作序，后来师生二人也一直有来往。张我军对周作人一直十分尊重，对于周作人的学问一直十分佩服。在谈到翻译问题的时候对周作人十分推崇，建议想要练习日语翻译技巧的人可以拿日文原文和周作人的译文对照着看，因为周作人的译文是很好的范本，对于提高翻译技巧会有很大好处；在学生向他请教谁的译文最可靠时，他也只推荐了周作人一个人的。当自己的生活遇到困难时，他也曾去找周作人想办法，周作人也“以个人资格”介绍他翻译日文名著《黎明之前》，帮助他解决困难。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借发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与周作人划清了界限，他说自己“所求的是周老师，并不是周督办”，“而老人指周作人。也似乎深知我不是找他要官做的……”张我军：《〈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6页。婉转巧妙地分清了公与私、学问与政治的界限。张我军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斑。
第七章 北平沦陷时期的张我军
第二节 日语教学与文学创作
和北京沦陷之前一样，张我军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还是从事日文日语教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教育与战前的教育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1895年日本侵略者割占台湾以来，日本就积累了一些殖民统治的经验。他们从台湾人民前仆后继的反抗中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因此，他们对传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精神的中国文化教育系统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比如，天津市沦陷以前，日本侵略者曾经对天津城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持续轰炸，其重点目标就是历史悠久的南开大学。这次轰炸几乎使南开大学变成一片瓦砾场。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体上相似。北方的许多学校被迫南迁，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几经辗转迁到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办学，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日本侵略者在大陆的沦陷区实行的教育政策与其在台湾实行的教育政策是一致的，其教育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行奴化教育；同时，针对大陆地区的特殊情况还特别进行反共教育。日伪政府对沦陷区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