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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也同样没有忘记这件事。这个时期正是鲁迅先生的思想、生活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在这次与张我军见面之后不久，按照原定计划鲁迅先生于8月26日离开北京，经上海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这里也是张我军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距离祖国的宝岛台湾只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在这里，鲁迅先生对台湾的陌生感消失了。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还没有修建齐备，鲁迅先生就暂时住在学校的生物馆三楼东南靠海的国学院陈列室里。生物馆建在海边的小山岗上，视野开阔，极目望去，可以隐约地看到远处的大担、小担两岛和南太武山，也能看到对面鼓浪屿的美丽风光，背后则有著名的不老峰，山下有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在生物馆的东北面还屹立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建造的城堡，连接着磐石炮台和镇北关，蜿蜒起伏，雄伟壮观。初到这里时，一位同事就向他介绍了这些美丽的景色，并告诉他这些景色春秋早暮都有不同。可是鲁迅先生对那些自然景观并不感兴趣，反而对郑成功留下的遗迹充满了感慨。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400页。鲁迅先生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看到这些遗迹，不禁想起了当年郑成功率兵驱逐外来侵略者收复宝岛台湾的激动人心的场景，想起了不久以前和台湾青年张我军的会见，想起了目前正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下惨遭蹂躏的台湾……这时他对张我军的悲愤的心情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对于张我军的热爱祖国关心台湾的优秀青年也更加赞赏。
四个月后鲁迅先生离开厦门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这里他应邀为另一位台湾青年张秀哲翻译的《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写序言，这又引起了他的深思，他以十分沉重的笔调回忆了在北京和张我军会见这件事：“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权”系“军”之笔误。，听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青年。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页。借这个机会表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更不乏对张我军这样的爱国青年的赞赏之意。只是由于从这时开始鲁迅先生已经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不久他就到上海了，也就没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了。
1929年鲁迅先生回北平探望年迈的母亲，同时也应邀作了几次演讲，会见了不少友人和文艺青年。张我军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于6月1日再次去拜见自己敬仰、热爱的鲁迅先生。可惜这次鲁迅先生没有见他。在这天的日记中鲁迅先生写道：“一日晴。上午寄小峰信。寄广平信。张我军来，未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6页。对于张我军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失去了一次难得的亲聆教诲的机会。有学者分析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张我军此时已经是周作人的学生，与周作人有着比较密切的往来，而鲁迅先生与周作人失和多年，为了避免误会就没有见张我军这个本来他十分欣赏的青年。在这里我们无意于纠缠、辨析鲁迅先生与周作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只是为鲁迅先生与张我军没能再次见面畅谈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是，张我军并没有由此而消沉，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他的确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真心爱国的台湾优秀青年。
第六章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第一节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板桥公学的六年学习为张我军打下了深厚的日文日语基础。早在1923年7月他第一次用日文写了《排日政策在华南》。在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期间时他翻译了七篇日语文章。分别是：
① 《农民问题二件》（发表于《台湾民报》3卷9期）
② 宫岛与相田《宗教的革命家甘地》（发表于《台湾民报》3卷18期59—73号并附译者附言）
③ 安部矶雄《贞操是“全灵的”之爱》（发表于《台湾民报》60号并附译者附言）
④ 安部矶雄《大婚二十五年御下赐金和殖民地的教化事业》（发表于《台湾民报》62号）
⑤ 米田实《中国的国权恢复问题》（发表于《台湾民报》66—71号）
⑥ 武者小路实笃《爱欲》（发表于《台湾民报》94—95号并附译者附言）
⑦ 山川均《弱少民族的悲哀》（发表于《台湾民报》105—115号并附译者附言）
《农民问题二件》，原刊于《大阪朝日新闻》的“台湾琐言”中。众所周知，台湾殖民当局对于台湾的资源进行了残酷的大肆掠夺，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蔗糖是日本殖民者所要大肆掠夺的重要资源之一。为了对抗台湾殖民者的掠夺压榨，1925年，台湾的农民成立“蔗农组合”，与日本的制糖公司相抗衡。当时《大阪朝日新闻》的“台湾琐言”指责殖民当局“把原因是自家的错搁在一边，而攻击将这指摘出来的人之非的，说农民的自觉是只靠着煽动家之手才能出现的，这样解说岂非错误吗”？因为“台湾也已经不能永远地继续那由农民的无智而来的泰平了”。张我军对此深有同感，以《农民问题二件》为题，将这篇文章译出发表。
《宗教的革命家甘地》是从宫岛氏和相田氏合著的《改造思想十二讲》中摘译出来的。印度的圣雄甘地以坚持印度的传统文化来对抗英国的殖民文化而享誉盛名。张我军翻译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呼唤受到日本殖民者压迫的台湾人民向印度的圣雄甘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