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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中奖后的欢乐；中奖号码公布了，他的心里极度紧张，迫切地想要知道中奖结果，却装作无事；明明早已预感到自己不会中奖，一旦证实之后却还是忍不住垂头丧气。一连串惟妙惟肖的心理描写，使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作者的笔调是平实流畅的，而平淡无奇的叙述却能让人品味出许多苦涩的滋味和弦外之音。如小说中的最后一小段：
数日后归乡的盘费一到，他就要放下学业，别去最爱的人，远远离去北京了。
平静的语调中蕴藏了深深的哀愁，有着动人心魄的感人力量。另外张我军善于整体氛围的营造，整篇小说没有凄言厉词，却一直笼罩在一片淡淡的哀愁中。小说开篇，读者就被包围在主人公暗淡的心情里，氛围是忧郁难言的。这种氛围并没有随着主人公同乡的来访而减淡，反而在鲜明的对比中加重了主人公内心的哀愁和愤懑不平。主人公听了同乡的谈话，一场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也去买了彩票，在他原本平静的生活中泛起了一阵涟漪。这时的他貌似充满希望，其实内心深处早已预见了不光明的前景，在看似轻松的表面下，心中充满了更大的悲哀，随着幻想的泡沫的破碎，最终的梦想也被打破，这种忧郁哀愁也就达到了顶峰，小说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虽然是第一次尝试小说创作，但却能够做到进退自如，把握有度，深深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足见张我军深厚的艺术功力。
1927年3月至5月，张我军又发表了他的第二篇小说《白太太的哀史》。这是他根据在北京的见闻写成的。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叙述了一位天真、幼稚、热烈、单纯的日本少女水田花子因受了一位大陆留学生的感情欺骗，最终被折磨至死的悲剧。年仅十九岁的日本姑娘水田花子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渴望能够得到异性的关怀和疼爱。于是，好色、奸诈、不学无术且早已在故乡娶妻生子的大陆留学生白先生趁虚而入，用种种手段对她进行诱骗。水田花子被白先生的虚情假意所迷惑，不顾白先生同乡的善意提醒和劝阻，决意同白先生结婚，成为了白太太，并且随同白先生回到了大陆。回到大陆以后，白先生凭借自己曾经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北京找到一份收入还算丰足的职业。为了不让水田花子知道他在故乡已经有家室，就一直没带她回故乡，两个人在北京度过了三年的恩爱生活。然而好梦易醒，旧欢难续。三年后，随着白先生职位的提升、收入的增加，逛窑、打牌、吃酒这些中国官僚恶劣习性一一在白先生身上浮现了，并且逐渐明目张胆起来。甚至发展到对水田花子的劝阻拳脚相加，水田花子由此染病。正赶上1923年9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水田花子惦念家乡的亲朋故旧，决定回国一段时间，并借机养病，希望用暂时的离别来挽救已经失去的爱情。但是白先生却在水田花子回国期间因勾引上司姨太太的丑行东窗事发而去职丢官，收入窘迫，生活难熬，于是再行骗术，把水田花子骗回中国。水田花子知道真相后忧伤难过自不必说，勉强和白先生度日。不料，白先生的儿媳妇却又为升学找上门来，水田花子从此知道白先生在老家的情况，并得到了一个小老婆的身份，受到致命的打击，旧病复发，最后悲惨地死去。这篇小说表面上叙述了一位不幸的日本女子的遭遇，对处于男权社会下的不幸女子的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男性的虚伪、背信弃义和始乱终弃进行批判，与中国新文学发展初期关心下层民众和受压迫女性的文学主题取同一步调；实际上更多的却是对以白先生为代表的旧官僚体制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体现了张我军一贯的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希望当时的中国社会能够尽快摆脱这种腐化堕落的恶习，在新思想新思潮的启蒙下能够有所进步，摆脱受人凌辱的落后面貌。因此小说的语调是急切的，批判色彩较之其处女作《买彩票》要强烈得多。
在艺术手法上这篇小说与《买彩票》有很许多相似之处，主要也是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和心理描写。小说中没有直接描写白先生，但是却由水田花子的热情、天真、单纯、善良与白先生的虚伪、狡诈、残忍卑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纵横交错地构成了一女一男、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善一恶的鲜明对照，丰富了白太太哀怨的形象以及白先生的可恶，让人深切同情白太太的可怜境遇，同时也加强了作者对当时中国官场丑恶的批判力量”。张仲景：《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40页。同时，水田花子年轻时的丰姿美貌与其去世前如白菊将萎般的苍白瘦削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对白先生及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张我军对于对比这种手法的运用是十分成熟的。心理描写在这篇小说中有了新的变化，张我军并没有像《买彩票》那样直接描写小说人物的心理，而是以水田花子的日记的方式，将她与白先生相恋时既幸福又暗自担忧的复杂矛盾的心理如实地表现了出来，真实地展现了少女对幸福的渴望及其天真的内心世界，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也惟其如此，更显现出了白先生之流的可憎。另外，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加入了水田花子临终前的一段话，即：“白太太临终时，别无遗言，只叫白先生拿一面镜子照着伊，伊以微微的声音叹息地说：‘白先生！我嫁给你之时，是这样瘦得像鬼的人吗？前后才十年哩，你竟把我弄成这般。是命运的恶作剧呢？还是人类的残忍？’”有的学者认为这样写是画蛇添足，“破坏了先前费心经营的效果，也反映了张我军仍避免不了新文学萌芽期小说艺术停留在说故事的通病”林瑞明：《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与小说创作》，《漂泊与乡土》，（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1996年5月版，第136页。。其实，这正反映了张我军一贯的社会关怀。张我军自从幼年时期就一直关注社会的发展，来到祖国大陆以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这种社会关怀和人生关怀的意识更加彰显和自觉，因此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对不平等的社会进行控诉是很正常的。
1929年4月，张我军又发表了小说《诱惑》。小说写一位为生活所困的青年，心情郁闷，在拿到用以供养一家人生活的二十元稿费之后，到公园里散心。在公园里他听见弹奏钢琴的声音，萌发了压抑已久的对异性之爱的渴望。但是他心里很清楚，现在的状况不足以使他得到异性的垂青。这为他增加了无穷的烦恼。他尽力压抑着自己的渴望，打算在公园里休息一会儿就回去，但见到背后的一张桌子上有两位时髦的女性在陪着一位男子吃饭，他闻见了背后香水与脂粉的强烈的香气以及烟酒的香气，禁不住本能的诱惑也开始大吃大喝起来，酒足饭饱之后，醉醺醺的他内心深处依然不满足，就到朋友家去。正巧朋友夫妇正陪着两位年轻的女士在打麻将，他再次禁不住劝说和诱惑，不顾输掉一家人仅有的生活费的危险坐到了牌桌上，借此机会与这两位女性接触，满足其内心深处的渴望。但是他却由此输掉了五六元钱，不得不狼狈地逃离朋友的家，想到家中的老母和弟妹都要由他来抚养，他的内心充满了自责。他在这种放纵与自责之间左右摇摆，矛盾不已，终于敌不过本能的诱惑，在放纵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欢乐却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痛苦，无法解脱。小说以这个青年的内心独白和自责内省为主线，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色彩。与这件事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家族制度的诅咒。一方面对受到祖父之荫和社会制度之荫，享受着万恶的遗产的人十分痛恨；一方面又为自己深受家庭的拖累而愤恨不平，自己本来可以有所发展，现在却只能为了家人牺牲自己。这种矛盾深深地困扰着他。这里依然体现出了张我军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小说中的这种情绪以内心独白形式的出现，在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意识和本能欲望中巧妙地融入了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忧郁压抑的笔调与愤慨之情纵横交错，确实是十分新颖别致。但其对家族制度的批判是有失偏颇的，认为弟妹老母虽然“有生活的权利”，但是他却“没有养活他们的义务”，这虽然难免是身处逆境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偏激之词，传达出他内心极度的痛苦和无奈，但是还是应将造成这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