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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主义教育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政策：
在初等教育方面，对台湾岛内的日本人、汉族人和少数民族高山族人实行教育的三轨制，即台湾岛内的日本人子弟进入专门“小学校”读书，汉族人子弟进入公学校读书，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原住民的子弟却只能进入所谓的“山地教育所”读书。这三类学校在学习年限、教育内容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公学校比小学校程度低，而山地教育所又比公学校低。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是小学六年（叫做寻常科），中学五年，高等学校三年，大学有专门部三年或预科三年，本科除了医学是四年以外，其他的都是三年。中学读满四年时就可以报考高等学校，高等学校毕业后除了东京帝国大学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入，其他帝国大学都可以直接入学。在台湾小学校上学的日本人子弟可以享受到日本国内的这种政策，其教育水平也与日本国内的小学相差无几。并依据台湾的特殊情况，增加了一些关于台湾社会经济状况的课程，注重学生的全面教育和发展。而据《台湾公学校规则》的规定，公学校教育的宗旨是让台湾儿童精通日语，培养他们作为一个日本人所应有的性格。在公学校所设置的课程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日语、修身、读书等日式教育课，强行向学生灌输日本国体观念，再加上一些基本常识教育。学校的教学全部使用日语（当时被称为国语），禁止读汉文，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智力教育和开发。台湾的儿童在这种形式的教育下对自己的祖国发生了很多误解，在日本殖民者的刻意歪曲下，祖国大陆的形象被日本人描绘成一幅衰老破败的景象。台湾儿童幼稚的心灵里被灌满了背弃自己祖国的理论。台湾的著名作家钟理和在他的小说《原乡人》里就曾经描述了日本“老师”如何“循循善诱”地向殖民地的台湾儿童描绘“支那人”的情形：
老师问我们：倘使敌我双方对阵时应该怎么办？开枪打！我们说。对！支那兵也开枪了。但是向哪里开枪？向对方。我们又说。老师诡秘地摇摇头：不对！他们向天上开枪。这可把我们呆住了。为什么呢？于是老师说道：他们要问问对方，看看哪边钱拿得多。因为支那兵是拿钱雇来的。倘使那边钱多，他们便跑到那边去了。
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没完的，每说完一个故事，老师便问我们觉得怎样。是的，觉得怎样呢？就是连我们自己也没法弄明白的。老师的故事，不但说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决定自己该不该相信。
不难想见，这种教育对台湾儿童造成的思想上的危害是巨大的。而高山族等原住民少数民族同胞的子弟接受教育的“山地教育所”则是由警察来进行教学，几乎没有教学设备，根本算不上正规的教育。不同的学校在师资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专收日本人子弟的小学校师资力量强，经费十分充裕，公学校则远不能与之相比。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初，小学校有资格教员占教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点九，而公学校中只占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五；小学校的教员薪金平均一千零九九元，而公学校的教员仅为六百零四元，相差多达四百九十五元，但是公学校教师管理的学生却要比小学校教师管理的多；小学校中平均每个学生拥有教育经费六十七元，而公学校则仅为三十六元，相差多达三十一元，比例悬殊。日本学者山歧繁树、野上矫介合著的《1600—1930台湾史》承认：“直到1922年日本人发布新教育令为止，台湾有本岛人教育、日本人教育和番人教育三种制度，各种人分别进入规定的学校就读，实施差别教育。日人种族歧视的眼光，认为台湾人在脑力性格风俗习惯上与日本人显著不同，采取这种制度最为恰当。”龚放：《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政策的演变》，《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第77—78页。即使到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殖民当局为了加紧其同化政策，使台湾民众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取消了公、小学校之间的区别设立国民学校，实行“内（按：指日本）台共学”后，仍然有适用于日本人子弟的第一课程表和适用于台湾人子弟的第二课程表以及适用于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子弟的第三课程表之分。第一课程表要明显优于第二、第三课程表，教育的差别依然存在。而且台湾人子弟在学校里也比日本人子弟低一等。据说有一次一个日本教育家到台湾考察，问起实行共学制以后台湾人子弟与日本人子弟会不会发生争吵打架时，学校的日本校长严肃地说：争吵和打架只会发生在地位同等的人们之间，我们这里从来是把台湾人看作是“人以下”的东西，绝对不会发生这类事情。由此可见其教育状况的一斑。张清荣开始上学的1909年正是这种差别与歧视十分严重的时候。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台湾人子弟在公学校修完六年的总课程，其知识水平一般也都在小学校五年级以下。
在中等教育方面，殖民当局最初的中等教育是为了满足在台湾的日本人子弟的升学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公学校接受小学程度教育的台湾儿童逐年增加，但是殖民当局为了稳定其殖民统治并不希望台湾人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惟恐台湾人民在接受了教育之后民族意识觉醒，对其殖民统治进行反抗。1898年总督府日语学校第四附属学校设立寻常中学科，学制五年，1907年独立为台北中学；1914年又设立了台南中学。但是这两所学校都只招收日本人子弟，台湾人子弟求学无门，家境富裕或是得到资助者大多去日本留学。直到1915年，台湾人民忍无可忍，愤而抗争，积极筹建私立中学。殖民当局出于安定统治便于控制的考虑，才不得不做出决定，由台湾同胞出资，由台湾总督府接手办理，成立台中中学，招收台湾人子弟入学。但是学校采用的是日式管理，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作为日本国民所必需的知识”，其殖民主义的愚民同化政策依然丝毫没有改变。而且由于台湾人民接受的初等教育的不完备，从知识储备上来说，升入中学学习也存在很大困难。在殖民当局的策划下，台湾同胞想要获得更高知识的愿望很难达到。中学的门户对于台湾人子弟来说基本上是封闭的。
在师范教育方面，日本占据台湾初期，师范教育附属在国语学校中，称为国语教育师范部，其中又分为专门招收日本学生的甲科和专门招收台湾学生的乙科。1899年独立的师范学校成立，其办学宗旨是培养一代尊崇日本皇室，富于日本精神的教师。从根本上讲，日本殖民者就是要把将要为人师表的师范生培养成为日本帝国的忠实顺民，然后再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引导下一代的台湾儿童，达到其同化目的。而且，台湾的师范学校只限于为初等教育培养师资，中等及中等以上的教育都由在日本国内接受教育的日本人或在日本接受了大学教育的台湾人来担任。在实行所谓的“内（日）台共学”以后，师范学校仍然存在着小学师范部和公学师范部的区别，这就充分显示了其“内（日）台共学”的欺骗性，教师分别进行培养，那么即使是同在国民小学上学，日本儿童和台湾儿童也还是会接受有差别的教育。而且日本人可以进入公学师范部，而台湾人却不能进入小学师范部，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可以教育台湾人，而台湾人却没有资格教育日本人。殖民统治的歧视和差别还是没有改变。
在高等教育方面，日本人从其他国家殖民统治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认为随着被统治者的知识水平的提高，其思想觉悟也会随着提高，这就会给其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