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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法》，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7—98页。然而“现存的婚姻制度简直是把人不当做人看的野蛮的制度”。它“无视男女间的爱情，以聘金为惟一的条件”，“以子女的身价为结婚的惟一条件”，实在是“卖淫式的，是强奸式的”。因此，必须提倡恋爱自由，“配偶的选择要由当事者的自由意志”，只有这样，青年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同②，第97—10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张自由、民主的大旗，有识青年无不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谋求自己的幸福。深受五四影响的张我军，也以恋爱为婚姻的惟一条件。他在北京遇到罗文淑，冲破种种阻碍，终成连理。《乱都之恋》就是他们爱情的明证。
2。 妇女解放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是“人的解放”。可以说，对“人”的发现，是五四最大的历史功绩。随之而来的是个性解放等思潮的风起云涌。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中，女性是命运最坎坷、最受压抑、最不幸的一群。因此，妇女解放称得上是人的解放最关键的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的解放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创。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婚姻几乎就是女子生命的全部。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开始，妇女就踏上了一条泯灭自我、以家庭为全部的不归路。因此妇女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摆脱附属于男子的地位，找回自我，找回个人的生命价值。妇女也正是在喊出并努力争得个人的解放之后，才真正浮出历史地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女人”。
20世纪20年代，大陆的《新青年》、《妇女杂志》等刊物，曾掀起过讨论女子问题的高潮。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皆有文章发表。同时期的《台湾民报》，也刊载了大量关于女子解放问题的文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张我军的《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法》（作于1925年1月14日，发表于1925年2月1日《台湾民报》3卷4号）和《〈贞操是“全灵的”之爱〉译者附言》（发表于1925年7月12日《台湾民报》第60号）、《〈一个贞烈的女孩子〉识语》（发表于1925年6月21日《台湾民报》3卷18号）等。
张我军认为“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换言之男女都一样是有人格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男女本来是平等的”。然而“为什么这很久很久的中间，女子的人格不受一般人所承认呢？为什么男子便是王者而女子便是奴隶呢？”对此，张我军解释说，这一方面是由于“历来占着优越的地位的男子为自己的便利计，造出许多枷镣铐扣，什么三从四德啦，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啦，明明白白地叫女子去做男子的附属物，又怕女子反抗，所以不叫她们念书欲使她们无言忍从男子的侮辱”。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由于女子的无自觉”。鲁迅也主张，妇女解放最重要的是先争得经济上的独立。然而，当时“台湾的女界非常之冷静，暮气沉沉的气象直使我们抱无限的悲观”。“女同胞的无自觉不自重，太令人灰心啦！”张我军：《〈亲爱的姊妹们呀，奋起！努力！〉识语》，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77页。因此，要实行妇女解放，非先唤醒妇女的自觉不可。而要唤醒女子的自觉，就必须使女子先接受教育，从传统角色中苏醒，才能求得解放。
在旧道德、旧礼教的规范下，贞节是男子用来控制女子的利器，是女子逃不脱的梦魇，女子甚至至死，都挣不脱男权社会所制造的所谓“贞节牌坊”的藩篱。因此妇女要自觉、求解放，首先就得冲出贞节的牢笼，除此不足以成为独立的个体。只有在观念上摆脱节烈观的控制，认识到“我是我自己的”，才能置自己于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才能于整个社会求真正的解放。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因此，必须“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125页。。所以张我军苦心孤诣，盼铁成钢，在著文呼吁女子自觉的同时，还大力介绍有关新的贞节观念的作品，希望通过作品，启发妇女读者的自觉，并进而求解放。
张我军认为旧道德的贞节观，实在是悬在妇女头上的一把利剑。“对于贞女节妇的表彰、颂扬，明明是给妇女们规定一种独有的义务。两千年来，不知道剥夺了她们多少的自由。女子们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生的幸福”张我军：《〈一个贞烈的女孩子〉识语》，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74页。。
所以对于“烈女不嫁二夫”的恶道德必须痛而打之，至于“失了偶的人再婚，失了爱的人离婚，倘本人有这种意志，是不容第二者去咒骂他、攻击他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不过在未解除夫妇关系之前”，则“要绝对保守贞操”。张我军：《〈贞操是“全灵的”之爱〉识语》，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79页。若是“为了爱情，而情愿殉节，这谁也不敢反对”，但其目的必须在于爱情，而不在贪受表彰和颂扬，否则就“太无自觉而可鄙了”同①。。就妇女解放的第一步而言，张我军是旨在唤起女性自觉，使女性从旧道德、旧礼数的恶习中解放出来，努力争得自己的解放，并进而共同为台湾的前途努力。
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然而，梦毕竟是已经醒了，再要回到昏睡的状态，怕是也难。所以最紧要的，还是给梦醒了的人找到可以走的路。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张我军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觉醒的心是不能完成妇女解放的重大使命的，还要想出根本的解决办法。因此，必须首先废止买卖婚姻的聘金制度，使婚姻成为真挚爱情的结果，“向着创造的结婚的路上去”。只有秉性相近、志趣相投的两个人才能走到一起，才能尊重彼此，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要废止聘金制度，女性的自觉是必要的前提，但“目前的最大急务”，却是“打破大家族主义”。理由很简单，“在大家族制度底下的婚姻简直是女子的人身买卖”。高尚的婚姻沦落为肮脏的买入和卖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女子仅是“生儿育孙”的机器，是人家买来的仆从，与奴隶无异，还谈何平等，谈何人格？
家庭制度问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引起知识分子们的普遍重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大家庭制度社会，“四世同堂”一直被奉为模范家庭的理想。在农业时代，大家庭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劳力供给的人力资源问题和由野兽侵害所带来的安全问题。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丰盈，其流弊对人性造成的扭曲、扼杀就逐渐显现出来。而大家族制度下的婚姻却又是最泯灭人性的。所以，“我们如果承认我们是有人格的人，一定不能满足于这种灭杀人格的、机械的结婚”。要打破大家族主义，张我军认为必须由相爱的男女组成一个新家庭。对于双方的家庭“都不必负什么义务，他们的义务不在对于以往是在对于未来，他们要共同维持他们所组成的新家庭”。这里，张我军虽斩断了个人从属于大家庭的关系，主张小家庭的创造，却并不代表新旧家庭关系的终结，他并没有完全抹杀子女应对父母所尽的赡养之责，仍然主张“第三家庭指新家庭。对于第一家庭和第二家庭指双方的旧家庭。的扶养，如有必要时亦当负担全部或一部”。
“然而欲彻底地实行前面所说的话，必不可缺的是经济的独立”，尤其是女子的经济独立。“因为从来的女子大都生活不能独立，所以到处要受挟制，倘能自食其力则能自由行动这是不消说的。况且欲打破从来的恶习，欲反抗旧家庭的压迫和强制，只有靠经济独立才能彻底地实行。”张我军：《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法》，见张光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