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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是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变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两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两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两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关于“台湾语言的改造”，张我军主张以“国语”为标准来改造台湾语言。
本来，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发表之前，连温卿已经在1924年10月的《台湾民报》2卷19号上发表了《言语之社会性质》一文，提出了语言与民族处境的关系，认为保护民族独立，自然要保护民族的语言。接着，连温卿又写了《将来之台语》一文，发表在同年的《台湾民报》20、21号上。在这两篇文章中连温卿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统治者的语言政策就是以统治者的语言同化殖民地的语言。所以在台湾，为了反殖民地统治者的同化，必须保存、整理以至于改造台湾语言。至于如何保存、整理和改造，连温卿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
张我军在连温卿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改造台湾语言的标准是什么？张我军认为，“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语言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把台湾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所以，“国语”是其惟一的标准和依据。再说，台湾话是汉民族语言中的一种方言——闽方言的分支，或者是客家话方言，书面语言就是用的整个汉民族的书面语言——汉字，主要的差别只在语音，所以，以国语改造台湾话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这样改造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张我军说，这“岂不是一举四得的吗”？
第三，具体做法，张我军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须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在这之前，他专门写了《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3卷7号上。这篇文章特别推荐了大陆的白话文学佳作。新诗集有《女神》、《星空》、《尝试集》、《草儿》、《冬夜》、《西还》、《蕙的风》、《雪朝》、《繁星》、《将来之花园》和《旧梦》；短篇小说集有：《呐喊》、《沉沦》、《玄武湖之秋》、《蔓萝集》、《超人》、《小说汇刊》、《火灾》、《隔膜》等等。此外，还向读者推荐了新文学期刊《创造周报》、《创造季刊》和《小说月报》。
与此同时，张我军还写了《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发表在《台湾民报》的3卷6至10号上，引介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一节，目的是“欲使台湾人用最简捷的方法来明白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而张我军《诗体的解放》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至5月3日3卷7、8、9号《台湾民报》，也在催促台湾新诗坛“开放几朵灿烂的鲜花”。
三、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张我军认为“诗差不多就是文学的全部，文学的精髓是诗”张我军：《诗体的解放》，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0页。。在审视了台湾旧文学界之后，他发现“台湾的文学，除诗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种的文学了。如小说、戏曲等不曾看见，所以现在台湾差不多诗就是文学，文学就是诗了”张我军：《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页。。依据这种实际情况，张我军在讲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主要着眼于诗。张我军认为旧诗人“一味地在技巧上弄功夫，甚至造出许多的形式来束缚说话的自由。他们因为太看重了技巧和形式，所以把内容疏忽去，即使不全疏忽去，也把内容看得比技巧和形式低”。于是，“流弊所致”，写出来的都是些“有形无骨，似是而非”的击钵吟一类的诗。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3页。因此，张我军向台湾旧文学界开炮，目标一开始就对准了旧诗人。为了净化台湾文坛，有力地推动新文学，他一方面指出旧诗人的错误，一方面强调“新旧文学的分别不是仅在白话与文言，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张我军：《揭破闷葫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8页。针对诗的创作，他提出了建设性的理论。
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强调诗要有“彻底的人生观以示人”，有“真挚的感情以动人”。
在《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一文中，张我军指出：“诗，和其他一切文学作品的好坏，不是在字句声调之间，乃是在有没有彻底的人生观和真挚的感情。……没有好的内容，只在技巧上弄功夫，这样弄出来的作品，若功夫愈老练，则作品也随之而愈坏。”他列举了德国诗人歌德以及中国古代的朱熹等人的诗论，来说明诗是要“有所感于心，而不能自已，所以自然而然地写出来，决不是故意勉强去找诗来做的”。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4页。
其实在此之前，张我军就强调过这两方面的重要性。他在阐释胡适的“八不主义”时说：“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思想是文学的血液，文学而没有情感、没有思想，则如人之没有性命，没有血液。没有生命、没有血液的人，从根本上已失掉其做人的资格了。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文学，也从根本上失掉其为文学的资格了。所以说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是必然的事。”由此可见，首先，张我军认为内容是诗的第一要义。
另外，在《诗体的解放》一文中，张我军针对诗的本质，提出自己的见解：
有人说诗是由着急迫的节奏的人生的表现；有人说诗是将感情最率直地、最单纯地、最直接地表现出来的；生田春月氏又说他的诗只是他的眼泪，他的叹息，他的微笑，他的哄笑，他的欢呼。我想我自己的诗是苦闷的象征。……诗是以感情为性命的，感情差不多就是诗的全部。
这些都是说诗要有真挚的感情，必须有感于心，才能发之为声。
至于彻底的人生观，则是指要有“高洁的思想”，要自由地表现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不能满足于模仿。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色彩，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所以有志文学的人要“磨练创造之力”，要关注社会、反映时代和人生。
其次，在形式方面，张我军认为除了好的内容，再加上“洗炼的表现的功夫——技巧”，就是“再好没有的了”。
然而因为台湾旧文人过于注重形式技巧，“执迷着死守着已成的法则形式，奉先人偶定的形式法则为天经地义，实不知他人已定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监狱。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驱入监狱里头，故不能自由奔放，自由表现，而且久而久之，遂变作一种习惯牢不可破”张我军：《诗体的解放》，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8页。。因此他主张诗体的解放，认为“旧诗有许多的限制、规则、束缚，而背文学的原理”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5页。。
在《诗体的解放》一文中，张我军“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认为“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诗体的解放并不是从天外飞来的思想，乃是从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这就肯定了诗体解放和以新诗代替旧诗的必然性。同时指出“韵律（或节奏）”，“差不多是诗的全部”。其中，平仄法、押韵法、音数律这三种属于形式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