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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军警政教大权于一身，拥有更大的权力。这些警察肆意蹂躏台湾人民，无恶不作，为台湾人民所深恶痛绝，人们暗中称他们为草地皇帝或查大人（按：查，巡查。大人：日据下台湾人对日本警察的称谓）。
此外；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实行了保甲制度。1898年7月殖民政府的第四任总督日本陆军中将儿玉源太郎公布实施《保甲条例》，规定所有的台湾居民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人，十甲为一保，设保长一人。保长、甲长都从保甲内各户居民中抽出，不给薪金，主要帮助当地警察监视居民的行动，抓捕“罪犯”。保甲内的所有居民都要订立保甲规约，互相保证遵守执行，如果一人“犯罪”，保甲内的居民连坐受罚。而且又从各户居民中抽调十七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男子组成壮丁团，在警察的指挥下从事守望、巡逻、防火、防灾、搜捕罪犯等各种活动。人们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更加不得自由。
当然，自从日本殖民者踏上台湾的土地那一刻起，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大体上说，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经历了武力反抗和非武力反抗两个发展阶段。从1895年至1915年是武力反抗的阶段。1895年，在割让台湾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台湾的士绅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唐景崧、丘逢甲为首，成立了战时行营式的“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其中规定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以示对抗。1895年5月2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台湾民主国”宣告成立，唐景崧被推举为大总统。唐景崧电告北京并通告各省：“仍奉正朔，图作屏藩，商结外援；以谋善后。布告全台，定号‘永清’。”可以看出，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在当时台湾危难的情势下为了免遭日本占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要和祖国分离。公告书中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民主国”是台中的绅士、工部主事丘逢甲首倡，他会同原候补道台中人林朝栋、原内阁中书台北绅士陈儒林等人于5月21日向台湾巡抚唐景崧提出并确定下来，以台湾巡抚署为总统府，以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军统领，任命原镇守台南帮办军务刘永福为大将军。5月29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台湾。6月，日军攻占基隆，“台湾民主国”总统府兵变，唐景崧逃回厦门。日军占领台北，“台湾民主国”败亡。）揭开了台湾义军抗战的序幕。虽然“台湾民主国”的反抗不久就失败了，但是从1895年到1902年，面对兵力多达七万多人并拥有四十多艘军舰的日本侵略者，台湾的各路义军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战争中，涌现了像北部简大狮、中部柯铁虎、南部林少猫这样的号称“三猛”的义军领袖，威震台湾大地。1902年林少猫牺牲后，台湾人民被迫暂时收起了义旗。五年后，受大陆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激励，从1907年到1915年，台湾人民再次揭竿而起。其中，仅1912年到1915年的三年时间里，台湾的武装起义就爆发了将近十次。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暴动，都惊天地、泣鬼神，谱写了一曲曲抗击强虏的悲壮战歌。其中西来庵暴动尤为悲壮惨烈。西来庵住持余清芳以“斋教”为掩护，号召台湾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起义者抛头颅，洒热血，开展了台湾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斗争，成为台湾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不幸的是，余清芳领导的这次武装抗日斗争最后也失败了。随着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台湾逐渐稳固，殖民当局开始运用剿抚并用的殖民策略。在日资大量涌入台湾、经济掠夺日益严重的同时，各种同化政策纷纷出台，日本侵略者妄图从民族认同的根基上，摧毁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血脉联系。面对这种新形势、新特点，台湾的抗日民族运动也就转换了斗争方式，进入了非武力反抗的第二阶段。
小清荣出生的年代正是台湾人民武装反抗日本殖民者十分激烈的时期。就在小清荣出生当年的5月，日本殖民者杀害了号称“三猛”之一的林少猫。林少猫出身台南大族，是有名望的社会领袖，拥有很大的潜在势力，一向不服从日本人的奴役。1898年底，林少猫曾经率众三千余人，围攻日本殖民政府的潮州办务署。当时的殖民政府总督儿玉源太郎见林少猫势力强大，直接用武力镇压有很大困难，就采用诱骗的阴谋，让林少猫在后壁林一带开垦荒地，用以维持其众多下属的生活。林少猫没有认清日本殖民者的险恶用心，以为日本殖民者对他做出了让步，逐渐丧失了戒心。1902年5月31日，日本殖民者突然派军队包围了后壁林，以林少猫“阳为投顺，实谋培养兵力，以图大举”为借口，对林少猫及其部众进行围剿。林少猫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仓促之中只好改扮成苦力模样，准备从后门逃出，以图东山再起，但是出门不远，就被预先埋伏在后门的日军枪杀，然后日军残忍地对林少猫的家属及部众进行大屠杀。据日本混成第三旅团在事后的报告，日军在后壁林以及附近的其他各庄院杀死的林少猫的家属和亲友，计有男子一百零七人，女子三十一人，幼童十五人；另外，被捕后遭虐杀者，计有男子三十一人，女子二十二人，儿童二十五人。这个报告显然是大打折扣的。经过了这次事件，台湾反日力量遭受了很大损失，造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台湾人民暂时停止了武装起义。但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从张清荣五岁那年开始，台湾人民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运动。日本殖民者也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社会急剧动荡不安。正处于懵懂无知的幼童时期的小清荣对此也有着朦胧的感知。他成年以后曾经回忆道：“记得我还是童年时代，发生了不知道什么事件，只听大人们说是有人造反，被捕者不可胜数，吾村亦有被捕者，邻村被捕的更多。那时真是闹得鸡犬不宁，全岛似乎入了恐怖时代，就是我的幼嫩的心儿，也受了不少的虚惊！”张我军：《台湾闲话》，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43页。这可能是他童年最初和最深刻的记忆吧！
在这种动荡险恶的时局下，小清荣家的生活十分紧张。从祖辈起，张家就没有一户官宦富豪，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而比张家移居台湾将近晚一个世纪的漳州林氏家族，自迁台以后的第二代就开始由做米谷生意而致富，到第四代，林家就成了全台湾岛最大的地主、官绅和首富。张家的几代人都是林家的佃户。到了张清荣的祖父这一代，张氏家族人口已经不少，小清荣的祖父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名叫张阿豆。小清荣的父亲排行第四，名叫张再昌，当地人都叫他阿昌哥。祖父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土城的何姓人家，生有五个儿子。张再昌的大哥张阿豆也生有五个儿子，分别叫张乌定、张松、张阿波、张坤元和张望洋。在这些人中只有张清荣的堂兄张松比较富裕。因为他曾经做过代书，主要是代人写讼状、文书、文件等。代书中国早已存在，但在日本人占据台湾时期，这种民间职业须经日本官方批准，收入比较丰厚。张松先后娶过三房太太，他家连同三个太太以及他的二太太过继来的儿子共五个人，去世后在台北土城的祖墓旁边另建了一座规模相同、模样相似的家墓，在祭廊的顶端竖了个天主教的十字架。张再昌的另两个侄子张坤元和张望洋则分别当过林氏家族的管账和管家。不过当年林家的租馆有二十多处，雇用的收租、贮谷的管家、管账、壮勇、家丁不下数百人之多，所以在林家当管家、管账并不算稀奇。而阿昌哥则只是一个和蔼善良的小商人，在板桥街口上开了一家杂货店，收入微薄，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但他与邻居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又粗通文墨，经常为邻居们帮忙，过年的时候也写一些对联去卖，用以补贴家用。后来，日本殖民者对板桥的市镇进行重新规划，他的整个店铺都被拆掉了，凶狠的日本殖民政府只给了他很少一点补偿金。他没有能力重整旗鼓再开一家杂货店。无奈之下只好半路出家去做他不熟悉的土木工程的承包商。虽说他包做的桥梁和沟渠在当地小有名气，但最终还是因半路出家不善经营而折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