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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淑的诗和自己的《春意》都发表在了《台湾民报》上，作为二人爱情的见证。
其次，《乱都之恋》诗集中的一些诗表达了感叹身世的思乡念亲之情，即对家乡的爱，对母亲的爱。如《秋风又起了》，1924年秋天，张我军染病，他孤身一人在远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北京，不由得思念起家乡和亲人。想起父亲的病逝，自己与母亲天各一方，互相牵挂。不由得产生一种孤苦无依的失落感和内疚而又迷茫的情绪。“秋风又起了。/故乡的慈母啊，/不知您老人家，/怎样地紧念着/海外的孤儿！……母亲呀！故乡的母亲！/其实儿不该送您回去，/而独自飞奔到天外。/如今呢，/身儿病，/心儿也病，/又一无所成，/唉！何处是我的前程？……”
另外，在一些诗里，诗人是把思乡念亲的情绪和表达爱情融于一起的，比如：《沉寂》一诗就写道：“一个T岛青年，/在恋他的故乡！/在想他的爱人！”《烦闷》一诗写道：“我站在老树的背后，/沉思复叹息！/默默地，/偷听了它带来的消息：/它说我故乡的风景如旧，/只多着一个年老的母亲，/日日在思儿心切……/伊说我的爱人依旧/被一个牢圈把伊牢住，/故不能和我长谈蜜语……”把对恋人的爱和思乡念亲之爱交融一起互相映衬，更加突出了他的“沉寂”和“烦闷”。
从文学史的意义来看，《乱都之恋》这部诗集如果和同一时期大陆出版的一些新诗集相比，她并不显得非常突出或优秀，但是就台湾新诗及整个新文学的创建和发展来说，她却起着举足轻重的开创的作用。其意义有如胡适的《尝试集》在大陆新诗发展史上所起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大陆开展文学革命和倡导新文学到1925年已经进行了八九年了，新文学已基本上取代了旧文学，然而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文坛上还是一潭死水。旧式文人固守古典文学的壁垒，沉溺于吟诗作对，酬唱赏玩之中。他们最初用传统文学来抵御异族同化的反抗性逐渐弱化，随着台湾封建势力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合流，一些人的击钵吟式的酬唱赏玩逐渐被日本统治者利用，成为笼络台湾旧士绅阶级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张我军第一个高举大陆新文学的火把照亮了台湾文学界，以大陆新文学理论为武器来批判“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倡导创建台湾的新文学。并且他是身体力行，既有理论的倡导，又有实际的创作。他的《乱都之恋》是台湾新诗创作的最早的实绩，为台湾新诗创作起了引路和奠基的作用，是台湾新诗发展的第一块基石。
第三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一）──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
张我军早在厦门时期就深受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1924年初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之后，很快就融入五四新文化的时代氛围之中。当时，大陆新文学已经取代旧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大陆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以及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小说，郭沫若、冰心等人的诗歌，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无不使张我军耳目一新、心情振奋。作为一个爱好文学并有着创作天赋的青年，他很快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理念并开始摹仿、创作新文学作品了。想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的家乡台湾，封闭的文坛上还是死气沉沉，他决心肩负起改造台湾文学使之革新进步的历史使命。于是，他以大陆全新的文学理念为理论武器，以大陆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改革台湾文学的样板，以极大的热情和胆魄来呼吁台湾文学界进行文学革命，从而引发了台湾的文学革命运动，改变了台湾文学发展的轨迹。由于张我军主要的论争、理论文章都发表在《台湾民报》上，所以统称这段时期为“《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
第一节 风云际会：台湾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时代背景
从19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是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的高峰时期，殖民政策固然瞄准经济因素，但是无论在物质或精神层面，殖民领域的扩大，都被认为是某一民族显示其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1895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依照当时的国际认知，台湾既已成为附属于日本的殖民地，那么殖民地的人力、物力及行政权力皆由日本支配，台湾在世界版图的定位就是“日属台湾岛”，这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性质是相同的。
日治时期，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大体分为武力反抗与非武力反抗两个阶段。在1895年至1915年以武力抗日为主的二十年间，台湾人民武装抗日的暴动不计其数，其中给日本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的就有几十次之多。
1911年，梁启超造访台湾，广与台湾各界反日志士晤谈，发表了自己对台湾前途的政见。他认为武装抗日斗争牺牲惨重，而取得胜利的希望则极其微茫，因此建议林献堂等转入非武装抗日斗争。同时建议，为争取台湾自治，争取民权，还应广泛团结日本的进步人士，取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梁启超曾经是“维新”派的重要成员，“百日维新”失败后的1899年至1902年间，他接连提出政治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来宣扬自己的政治、文化主张。访台期间，他的这些思想广为传播，在知识界引起很大轰动。其影响之深，确为台湾的启蒙运动播下了进步的种子。
之后，随着对台湾殖民统治的逐步确立，日本侵略者又交替使用剿抚并用的殖民政策。与残暴苛刻的政治统治、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同步，赤裸裸的差别教育制度与强迫同化政策纷纷出台，这在世界殖民史上都属罕见。尤其是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人民使用日语，改用日本姓名，改奉日本天兆大神等等，妄图以此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妄图从民族认同的根基上，摧毁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血脉联系。面对抗日的新形势、新特点，为保存抗日力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转变斗争方式，进入了非武力反抗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首先兴起的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台湾新文化运动。
受世界进步思潮和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冲破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抑，开始实行根本性变革的台湾新文化运动，是台湾非武力抗日解放运动的中坚。发轫于1924年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则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宣告了台湾旧文学的终结和新文学的起始。另外，就用文学来唤起民众的社会功用的层面来看，这场文学的改革运动还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旨在运用一种简明的文体，启发民智、振奋民气。因此台湾新文学运动首先由语文的形式改革开始，尔后渐及文学的内容及理论建设，其间虽有日本殖民政府的刻意打压及旧文坛的垂死挣扎，但还是最终击败了旧文学，谱写出台湾文学新的篇章。
张我军恰逢其时，被称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急先锋”、倡导和推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他的文学创作始于旧诗，且热衷于中国传统旧诗词的学习和钻研，但却在1924年开始撰文抨击旧诗坛，讥之为“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他之所以由一个旧的传统文学的爱好者而变成一个新文学的急先锋，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台湾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便有相当数量的青年赴日留学。他们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发展，切身体会到自由民主思潮对社会的冲击。“早在1775年，北美大陆上，针对宗主国英国政府的苛政，已经展开了独立革命运动，根据民主主义原则，即《独立宣言》，连续进行了八年的艰苦斗争之后，赢得了光荣的独立。1787年的法国大革命，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推翻了封建专制社会，把《独立宣言》思想发展为《人权宣言》（人类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明确地宣示了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在震撼世界的这种革命影响下实现的明治维新，其任务就是根据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人权宣言》的理想，来打破封建制度。”［日］西方信纲等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5—226页。台湾留日学生受到日本化了的西方新思潮的启发与刺激，怀着对祖国大陆和台湾故土的忠诚，群情激愤，却又苦于无路可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