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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途遥远，行资羞涩，但是他却义无返顾。
一到上海，张我军便感到了在上海留学的台湾学生高扬的热情。在张我军看来，这里的社会氛围与厦门完全不同。身在厦门的张我军参与的多是文学活动，过着上班下班和看书苦读的平静生活。而在上海，聚集着更多的政治热情高涨的热血青年。张我军在上海受到这些台湾学生的影响，很快地参加了台湾留学生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会”。
上海台湾青年会成立于1923年10月12日，发起人为蔡惠如等人，成立目的是为了响应“北京台湾青年会”。北京台湾青年会是由台湾的青年学生在北京成立的组织，已经在大陆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他们聘请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石曾、林长民、王法勤等出任名誉会员。北京台湾青年会的成功激励了其他地区的台湾留学生。嗣时，上海、广东、南京和厦门等地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青年会、学联会、同志会等组织，提出“台湾者中国人之台湾”等革命口号。一时间，台湾岛内和国内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呼声响彻中国。上海台湾青年会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发起人蔡惠如召集了上海台湾籍学生谢廉清、施文杞、许乃昌、许水、游金水、李孝顺、林鹏飞等十余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会，成立上海台湾青年会，虽然表面上宣称“敦睦学生间感情，从事研究东西文化”，但其真实的目的则是“在于筹谋台湾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上海台湾青年会成立的大背景是世界范围内高涨的民族自决运动以及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国家的抗日运动。就世界范围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其中有关民族自决的主张促成了战后民族主义的发展，东欧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一些民族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为要求高度自治甚而独立，展开了民族自决运动。英法等国之殖民地，也因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展开独立的斗争。一时间，世界范围内争取独立，要求脱离殖民统治的运动蓬勃发展。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范围内来说，这些国家或地区也受世界民族自决潮流影响，特别是由于朝鲜的大规模抗日的“三一事件”，朝鲜终于得到了日方允许其初步自治的承诺。台湾自从《马关条约》签订被割让给日本后，反抗斗争就从未停止过，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自决运动的影响下，台湾的知识阶层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加积极地组织参与台湾的自决运动。尤其有了朝鲜的先例，台湾知识分子相信采取激烈的抗争方式，也可换来台湾的自治与自由。
上海台湾青年会便是应时而生的争取民族自决的反日组织。这时，一部分台湾青年辗转来到大陆，自动组织团体，除了北京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外，还有中台同志社、台湾民主党等。他们都从事反对日本殖民的活动，并且力图寻求国民政府的资助。这些有着火样热情的台湾青年学生，为了实现台湾的自由，不做异族的奴仆，组织了许多具体的活动。当时主要的活动有“反对台湾政府当局拘禁台湾议会请愿者”、“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示威运动”、“反对在台湾举行始政纪念日典礼”和以“在华反全岛有力者大会”名义驳斥“有力者大会”。
一到上海，张我军接触的就是这些谋求台湾自决的青年斗士，他们唤起了张我军身上深藏已久却无从表达的民族自尊意识。和这些青年学生们一起，他不再独自默默地忍受被奴役的屈辱，而是吐出胸中的块垒，喊出一个台湾人的心声。上海台湾青年会使张我军的政治热情得到了倾吐。1924年1月12日，他出席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在务本英文专门学校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义正词严地要求民族自决，反对台湾总督的暴政。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声援台湾“治警事件”的受害者。“治警事件”是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不可分割的连续事件。1923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针对台湾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对该会会员进行全岛性的大检举。结果四十一人被拘捕，五十八人被搜查或传讯，其理由是会员们违反了治安警察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蒋渭水、王敏川、蔡惠如等都被拘捕。蒋氏等十八人被起诉，在第一次公审中，针对检察官起诉的理由过于政治化，辩护团提出反驳，依法论法，以法律的手段反抗日本的政治压迫，为台湾人在日本人所主持的法庭上出了一口气，蒋氏等被宣告无罪。但是由于检察官深表不满，认为“此次判决被告无罪，必增长被告谩言，再赴东京肆言台湾检举的不满，而使内地人（日本人）误会，因此非再上诉不可”。于是1924年10月15日，高等法院开第二次公审，29日，其中十三人被判有罪。史称“治安警察法违反检举事件”，简称“治警事件”。这就是“治警事件”的由来，此事件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远在上海的上海台湾青年会也对此事做出积极的响应。
张我军作为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员，参加了“上海台湾人大会”，会中严责台湾内田总督的暴政，呼吁台湾自决，声援在“治警事件”中被捕的台湾同胞。当天尚有谢廉清、许乃昌、连枝旺、陈满盈、甘文芳、李孝顺、林鹏飞、郑进来、林琼树、罗渭章、张桔梗等数十人出席。大会推选林琼树为主席，罗渭章、许乃昌、谢廉清、张我军、连枝旺、张桔梗等发表演说，并推举谢廉清、陈虚谷、林琼树、张我军为执行委员。决议“吾人认此次台湾当局拘捕议会请愿者六十余人为不当”，旋将决议文加附一份趣旨书，分寄总理大臣及其他有关台湾官衙，以唤起舆论，声援“治警事件”的受害者。
参加“上海台湾人大会”后，张我军便取道北上，前往北京。虽然他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两个月，却与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为执行委员的陈虚谷曾经到北京与他相聚，同登长城。谢廉清与张我军也在北京有过相聚。
张我军在厦门、上海两地只度过了短短两年的时间，而在北京，他却居住了二十年。这几乎是他半生的岁月。北京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张我军前往，因为当时在上海求学的台湾学生并不多，而在北京台湾籍学子众多。北京大学于1919年颁布了《华侨学生入学通融办法》，由于台湾在当时已经属于日本管辖，台湾学生就被当作华侨学生对待，对他们入学提供了通融的政策。这些宽松的条件吸引张我军奔向北京。
此时，他在厦门结识的好友张钟铃正在北京求学。他在上海一起参加“上海台湾人大会”的新交的好友谢廉清也正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有两位熟识的朋友在北京，张我军避免了异乡人到北京的孤寂无依。他到了北京就直接投奔了张钟铃。张钟铃1920年从台湾罗东公学校毕业，后经过淡水中学、厦门的英华书院，1923年秋进入北京新创办的世界语专科学校学习。这时，张钟铃即将从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毕业，准备转学东京明治大学。与他一同寄居在后孙公园泉郡会馆的是洪炎秋。洪炎秋，台湾彰化鹿港人。1920年3月自日本体育会荏原中学四年级肄业，1923年1月由台湾来到北京，经半年补习，6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正式生。张我军到来之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就读。张我军的到来，使他们又添了一位好友，从此三人居住在一处，形影不离。此后一段时间内，这三个从台湾来的青年便互相帮助扶持，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张我军本是通过张钟铃结识洪炎秋的，但在张钟铃去日本后，张、洪二人反而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北京大学对台湾学生的宽松的入学政策，好友洪炎秋又讲述了北京大学开放的学风、久负盛名的教授、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些都激发和坚定了张我军投考北京大学的信念。虽然他的正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水平，但是他坚信自己能够通过自学跳跃两个阶段，直接进入高等教育的学府。青年张我军满怀对知识的渴望，以常人不能及的毅力坚持自学。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感动了他的朋友，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为了通过入学考试，张我军需要补习功课，于是他参加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办的补习班。补习班离会馆不远，与张我军同住的张钟铃和洪炎秋也想通过补习提高自己的国语水平。他们经常一同散步到那里去上课，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