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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秘密大营救
王明对自己的错误，在认识上多次出现波动。刘少奇在1943年春回到延安，找王明谈过多次话。王明想拉刘少奇支持他，不料刘少奇把王明谈的话向政治局作了报告。政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3人一起同王明谈话，王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不愿再谈。 王明不但想拉刘少奇，还想拉张闻天支持他。张闻天在3月回到延安去看望王明，王明便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 张闻天道：“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 王明见挑拨不成，便转口说：“我以前也想下去工作，但后来生了病。” 李富春同王明谈话，告诉他：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700多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王明认真作出检讨。是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王明见大势已去，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 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方面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杰出贡献。 中共中央又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 用三三制原则建立政权，早在1940年3月就开始实行了，即在建立政权时，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三三制的目的，是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把根据地建设成为真正的包括一切抗日爱国阶层的统一战线政权，防止少数党员包办代替。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普选教育，动员全区人民不受财产、性别、职业、民族、文化等限制，以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全区80％以上选民参加了投票。按三三制原则改选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为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县以下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是经普选产生。 1942年秋，晋西北根据地也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续范亭、武新宇为行政公署正副主任，林枫、刘少白为参议会正、副会长。1943年初，晋察冀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成仿吾为参议会参议长，选举宋劭文为边区政府主任，胡仁奎为副主任。1941年夏，晋冀鲁豫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申伯纯为议长、宋维国、邢肇棠为副议长，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戌子和为副主席。华中根据地各县以上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从1942年起，各个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奖励资本主义及富农生产。在减租减息中，一般按二五减租和实行年利一分及一分半的利息。在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生产积极性。 1941年底，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号召，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精兵”的目的是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扩大和加强地方部队及民兵建设。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一般以在山岳根据地二比一、平原根据地一比一为原则。根据军委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地方人民武装和民兵，建立独立的军事建制和指挥系统，进一步健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在一些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实行全部武装地方化。精兵简政一方面节约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精干了指挥机关，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加强地方兵团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对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日寇为一举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便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对在华兵力定额逐年递减，以便抽调足够兵力转向南方作战。规定在华兵力：1940年11月由年初的85万人减到72万人，1941年减到65万人，1942年减至55万人。但是，日军已陷入中国战场的被动和不利的情况，再抽出大量的陆军和海军对印度支那展开新的进攻作战，就遭到因兵力不足、陷于中国战场苦战而疲惫的中国派遣军的反对。他们认为，在穷于应付的不利情况下，缩减和撤退大量兵力，放弃相当的占领区，可能演成不可收拾的惨重的大败退。因而，日本统帅部企图立即缩减在华日军，拼凑南进的11个师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