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月28日，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坚决抗击日军的入侵，打响了闻名中外的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的爆发，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空气，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英勇的19路军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得骄狂不可一世、宣称4个小时即可占领整个上海的日军指挥官盐泽焦头烂额，连连溃败，羞愧难当而想自杀。2月7日，日本当局撤了他的职。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立即向蒋介石献计，要蒋通电全国，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蒋便于1月30日发出《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发忍，我19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诸同中正愿与众将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向蒋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回答说：“很好。”并指示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88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为军长率其参战。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200架飞机的进犯，奋战了33天，日军死伤1万余人。日军三易主帅，并且不断增兵。而19路军和第五军总共兵力不过4万人。全国人民踊跃声援淞沪抗战，几天就捐了3万套棉衣，设立了几十个伤医院，仅款项就有700万元，社会各界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支援抗战。宋庆龄等亲到前线慰问官兵。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蒋介石在2月23日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励，奋斗到底。”蒋介石一时支持抗战，有种种原因：一是以免国人反对，二是冯玉祥、于右任、陈友仁等慷慨激昂，力主抗战。然而，蒋介石不再调兵增援了，他要按“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了结淞沪战事，尔后潜心“剿共”。
蒋介石对总参谋部说：“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全国各地许多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又派心腹监视各军，不准妄动。
2月13日，何应钦致电蒋光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
日军增至近20万人，19路军寡不敌众，急请军政部速派援兵，竟遭拒绝。淞沪守军孤立无援，日军发起强攻。3月1日，日军从浏河偷袭登陆，19路军被迫退出淞沪第一道防线，撤至嘉定、黄渡一线。
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定了协议，内容共5条，其中第2条规定上海至苏州一带，中国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第3条则规定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这个协定，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周围驻扎军队；另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日军同意签订这一协议，其目的是想将军队调往东北去打义勇军。
5月13日，日军第14、18师团即转开吉、黑增援。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蒋介石第4次“剿共”的整个部署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此，蒋介石调动了63万大军。
5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3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3路军。
在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机关此时正处于非常严峻时期。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三中全会之后，李立三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是，三中全会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并指责中共中央为调和主义。更糟糕的是：这封信还未送往中国，从莫斯科归国的留俄学生便把消息传给了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这些留俄学生不执行中央要他们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命令，赖在上海不肯走，并把消息广泛传播开去，于是，到处议论纷纷，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王明和博古又联名写信给中央，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云云，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还不知国际来信的事，以为这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而闹事，未予理睬。但王明很快写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写3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在领导同志瞿秋白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一些曾受过李立三或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纷纷响应，也认为党出现了危机，已经临到八七会议前夜的情况，要求中央改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直反对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曾尖锐地批评过“立三主义”的错误，但受到李立三的无理压制，说他是“取消派暗探”，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三中全会不但没为他平反，反而错误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情绪十分激烈，也有不少人同情他，强烈要求改组中央。但也有一批人，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如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
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再次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瞿秋白和周恩来头上，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风潮。
年轻、狂妄、野心勃勃的王明，在共产国际却有后台。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4月生于安徽金寨县的一个集镇上，祖籍是安徽泾县云岭村。他在16岁那年考入六安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进武昌商科大学学习。1925年10月，王明在商科大学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王明得到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1927年4月，米夫要王明随他来中国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由于米夫的信任，王明毕业后被留校工作，担任翻译和联共党史教员。
米夫在1928年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当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