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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470余人、宫女百余人分别给资遣散，又用汽车5辆，送溥仪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11月29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馆，不久，又从日本公使馆逃往天津日租界。11月6日，冯玉祥电请段祺瑞出山，称：国民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
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的摄政内阁遂告结束。段任临时执政后，一批批安福系余孽联袂入京，政局急转直下。奉系军阀张作霖背弃与冯玉祥达成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协议，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以图乘机扩大地盘，觊觎北京。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联合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认识到拥段出山是个错误，称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十分懊悔，表现为万分消极。冯玉祥感到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国民军第二军将领岳维峻、邓宝珊向冯玉祥献上一计：趁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俩只带少数卫队在北京之机，举行暴动，把他们父子俩捉住枪毙，以快人心，而戡祸乱！
冯认为这样做会激起奉军异动，酿成混战之局，日本会趁机进占东三省，不同意此计。皖系卢永祥企图恢复江苏地盘，怂恿奉军南下，而吴佩孚又企图北上实行报复。冯面临着奉、直、皖几方面的军事压力，决定辞职下野回避矛盾。冯对张作霖说自己精神不好，要上山休养。张作霖故意跳起来说：“你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冯玉祥便避入北京西郊天台山去，在天台山隐居。鹿钟麟等来请示今后如何办？冯玉祥说： “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多和李大钊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景翼、孙岳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在一起。这3件是大事，其余你们商量着办就是了。”段祺瑞一方面借助张作霖的军事力量扼制冯玉祥，另一方面又感到如果没有冯的军事力量，自己就会受奉张摆布。因此，他对冯的辞职坚决挽留，并对冯部略施抚慰手腕，于1925年元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段祺瑞一方面拉拢冯，不让冯下野，另一方面怂恿奉系的李景林以督办直隶军务的名义，迫使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让出保定、大名等地，将冯与孙岳的联系切断。又命令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率师南下攻击吴佩孚；同时密令刘镇华的镇嵩军憨玉琨入豫，以牵制国民军第二第三军。
胡景翼部队打败吴佩孚部队后，又在孙岳的帮助下，打败了憨部。冯玉祥保荐孙岳督陕，胡景翼部收编了吴佩孚部的王为蔚、陈交钊、田维勤等。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冯本来就任陆军检阅使并兼有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现在无形中失去了检阅使名义。冯玉祥经过国民党人徐谦的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政变后，便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革命策略。
李大钊、徐谦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李大钊设法使冯玉祥振作起来，劝他不要消极。苏联方面也认为，只有冯玉祥振作起来，国民军才有可能形成中国北方一支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国民军也感到必须有老冯出山支撑着局面，才能争取到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通过李大钊、徐谦和加拉罕的协商，由冯军和胡景翼军、孙岳军各选派25名青年军官到苏联军多学院学习。冯又从学兵团挑选15名优秀连排长，进入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之后，冯玉祥又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参观。冯玉祥又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向苏联政府请求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1925年3月，苏联派来了两个军事顾问组，共约三四十位顾问，各类专门人才具备，到国民军担任教官。冯玉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丰镇厅建立了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学校，随后在张家口成立了高级军官学校，又在张家口建立了机枪学校、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通迅学校、小型工兵学校。苏联顾问还帮助国民军建立了军械工厂，装备了修理厂，建造了弹药生产设备，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技师，提供图纸，并具体指导建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苏联援助国民军大批军火和装备，其中有步枪、子弹、马刀、大炮、山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火焰喷射器、以及飞机等冯玉祥还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俱乐部作为政治工作的基地。冯玉祥委托李大钊、徐谦负责领导国民军的政治工作。12名国民党员和苏联顾问在俱乐部内讲课。冯玉祥在拥护段祺瑞出山的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孙中山是反直三角同盟中的一员，段祺瑞、张作霖也先后邀请他北上讨论时局问题。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关于乘机宣传革命的建议，决定北上。
第三十七章 国父逝世
蒋介石在广州筹建军校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又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理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并让他的英文秘书王登云召售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马上就发给每人遣散费。”邓演达和叶剑英坚决反对散伙，还有一些人表示怀疑。
邓演达和叶剑英去请示廖仲恺，廖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应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约定论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奠基人之一是法国数学，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果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蒋介石还是擅自离开广州，悄悄地去了上海。孙中山对蒋辞职一事批示：“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难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蒋介石辞呈中所说“办事多遭掣肘”，实际上是他反对联俄联共，反对革命。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蒋介石到上海后给廖仲恺写信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力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蒋介石的离去引起众人议论，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则说：“蒋介石担心，在广州的军阀，其中包括滇系军阀，不赞成创办黄埔军校，因而会解除军校学生的武装，最后会跟他算账。”方鼎英说：“滇军第3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曰：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
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说：“这个胆小鬼是靠不住的。一有风吹草动，蒋介石为了躲避风险，总是逃跑，躲到一个安全地方。这次他逃跑了，下次他还照样逃跑。不能依靠他。”蒋介石逃跑后，孙中山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经廖仲恺的一再催促，经孙中山派去的许崇清的劝说，蒋介石终于在4月下旬返回广州。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张申府为副主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周骏彦为军需部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陈适为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 不久，戴季陶、张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