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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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袭至今，敲吾骨，吸吾髓；北洋军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民之受其患也重矣。以致农夫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袁世凯当时疯狂地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了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大钊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　　他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因钊字一解为勉励，一解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励自己与时俱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当李大钊大声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大钊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儿女葆华和星华，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李大钊在东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馆，在留学生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时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于是，由李大钊发起，成立了中华学会，学会既是学术组织，又是政治团体。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级留日学生司徒复兴结为好友，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谈兴不衰，司徒复兴向李大钊感慨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近况。　　司徒复兴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会后，他秘密地向李大钊宣讲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的党章，并征询其愿否入党。李大钊以先深研各国政情、求索各种主义，后决定救国之途为词婉言谢绝了。　　李大钊在日本读书之余，研究了不少主义、学说，但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深感所研究的主义、学说，不能解救中国于危厄之中。自从20世纪初叶，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辛德秋水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研究、传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并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李大钊在国内参加中国社会党，已接触了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文虎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不相信无政府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时，李大钊已熟练地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他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从图书馆内借来了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欧洲其他的社会主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攻读。　　李大钊又通过司徒复兴的介绍，认识了早稻田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多年来，他和孙中山的忠诚朋友宫崎寅藏相交素笃，并与黄兴、宋教仁为挚友。他在教学之余，支持宫崎寅藏创办的《革命评论》，配合同盟会机关报大造舆论。清廷退位之后，他被宫崎寅藏不惜倾家荡产，为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筹募经费、招聘人员购进武器的义举所感动，自己主动为孙中山讨袁从日方刺探有关情报，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民族革命。　　河上村夫同样热情地接待李大钊。他握住李大钊的手，兴致勃勃地说：“欢迎，欢迎！我真诚地欢迎中国第一个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来做客。”　　河上村夫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已经知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不甚了了，需要给以启蒙式的帮助。当李大钊把读《共产党宣言》记下的疑难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发出提问时，他又感到这位初次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态度严谨，不是仅仅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崇尚空谈的书呆子，而是一位学以应用，时时、事事联系中国实际的人。　　几经交谈，河上村夫教授喜欢上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他断定：李大钊将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于是，便把自己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送给李大钊阅读。　　袁世凯敲响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之后，在留学日本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复辟帝制的留学生义愤填膺，公开串联，主张在留学生中间发起一场革命行动。他们为了唤醒中华民族的魂灵，主张写出激昂的文字，司徒复兴对发起革命行动有兴趣，他也很有组织能力。李大钊则赞成河上村夫的见解，他赶写了一篇富有政治远见的讨袁檄文——　　《国情》，并投寄给《甲寅杂志》。　　《甲寅杂志》主笔章士钊从邮件中突接这篇论文，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他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撰言复之，请其来见。　　章士钊寓居东京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书斋兼卧室，如有亲朋相访，自然又要充做会客之地。室中布置得很合主人的身份——淡雅、幽静。章士钊的妻子叫吴弱男，出生于望门大户，清末民初的上层官僚、政客，尤其是自袁世凯而后的历届北洋政府的阁僚，几乎无人不和她家有瓜葛。其父吴保初，与谭嗣同等人齐称海内四公子；其叔父吴长庆曾官至广东水师提督之职，在率部庆军渡海驻朝鲜之际，曾一手提携事后成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吴弱男长于名门望族之室，自幼在三从四德的桎梏下长大，虽精于文墨，且又和反清的名士联姻，但仍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终于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者。　　这天，陈独秀不宣便直进章士钊的寓所。章士钊匆忙起身，热情地请陈独秀落座。他们两人一见面便谈起孙中山发动讨袁“三次革命”，陈独秀冷然作笑，说：　　“中山先生书生气十足！起初，双手把辛亥革命果实奉献给袁大头，现在又想把这个独夫民贼从大总统宝座上拉下来谈何容易？这不正应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俗话了吗？”　　章士钊表示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他顺手把李大钊的《国情》一文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仅仅看了标题《国情》二字，便抬起头淡然地问：　　“是写何国之情？”　　章士钊旋即把《国情》一文的内容概述一遍，并表明自己赞同《国情》一文中的观点。陈独秀沉痛地说：　　“打倒了皇帝，争来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没有！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了这般愚昧、无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　　陈独秀把《国情》文章往桌上一放，情绪低沉、颇有些悲观地说：“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说句极而言之的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的好！”遂起身告辞，怏怏不快地离去了。　　陈独秀刚刚离去，李大钊便轻轻地叩门。　　章士钊把李大钊迎进门来，客气地问道：“先生，您是……”　　“李守常。”李大钊谦虚地答道。　　章士钊十分高兴地请李大钊落座，并向李大钊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吴弱男。历经短暂的交谈，双方都打消了初见时的拘束感，很快就进入了十分融洽的交谈。　　当章士钊知道“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他沉吟片刻，甚是疑惑不解地问：　　“《国情》一文，你为何不署其名，而用其字？”　　李大钊听后面带难色，他看到章士钊那种诚挚神态，方说出真情：　　“先生名曰士钊，我投文《甲寅杂志》，何敢与先生钊钊齐名。”　　章士钊见李大钊敦厚、纯朴，又有着真知灼见，更加有了好感。他称赞《国情》一文的观点，说李大钊是行文的高手，又指出《国情》文中具有政治家的远见灼识，说到此文结束处：“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他有些兴奋地说：“这就把美国人古德、日本人贺氏著文的本意，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