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蹦辍胺舷褚啪保谑恰暗癜逦ぁ保簿褪怯∷⒐俜轿募⒋嫖ぁ５癜迨且苑炊苑鹣裼敕鹁迹教浦幸吨螅闯晌鹁サ闹饕侄危馐撬蹇实鬯挥幸饬系降摹２还泊右桓霾嗝嫠得饔∷⒓际醣澈笏恼挝幕�
正是出于对于技术背后的政治的忧虑，至和二年欧阳修曾经上书指出京城内雕板太多，且大都是“议时政”之言，欧阳修很担心这样的文字会“渐广传入敌中，大于朝廷不便”。欧阳修还说，
即使有些没有议论时政，这些雕板文字也大多“不足为人师法者”，所以欧阳修要求开封府将文集焚毁，
并“止绝书铺”〔5〕。
历代文字狱，它不仅毁书，更重要的是毁板。清雍正年间，皇帝本想借着《大义觉迷录》对吕留良、曾静等人言论逐条批驳，敲山震虎，未曾想此书广为流传，颇有雕板以“废像遗经”始，而以梓行佛经兴起的反讽意味。乾隆皇帝仿佛意识到这种反讽，于是就先挖字与改字，后直接禁毁。不过类似《大义觉迷录》，书越禁越有市场，所以才有《四库禁毁书目》的出现。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对于乾隆与《四库全书》的评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清史学者葛尔（Kent
Guy）通过对《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的研究，发现士人与皇帝在《四库全书》的编辑过程中是相互牵制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是双方相互妥协的成果〔6〕。《四库全书》旷古繁工，搜罗繁巨。长期以来，关于此工程是扼制了还是推广了中国文明的争论一直未有消停，肯特的研究从另一方面说明，《四库全书》并非只有皇帝一人说了算，编纂者特别是考据者本着求真的态度，
使得今天我们看到的《四库全书》并非像晚清末年反满志士们所想的那么糟糕。而史景迁新作则从雍正对《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策略上来剖析清朝政治文化，他认为该书是雍正帝有意通过吕留良的案件，加强对西北官员与江南士绅的控制。从方法上而言，这与葛尔可谓异题同趣〔7〕。
除皇帝喜欢抄书外，明清文士也喜欢手持丹黄，抄书自娱。明清抄书的故事，多见笔记与诗话。这些叙述，多呈戏剧化，但却在士林间广为流传。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可以说这些关于书的故事与传奇的总集。但长久以来这些关于书与书的流传的笔记，并未引起学者，特别历史学者的注意。而古籍目录学者，也大多只取其字面意思，转述版本源流，而很少考虑叙述背后的意义。
这些笔记诗话，反复记录文人抄书的传奇故事。一种说法，是说抄书有助于记忆与学习，特别是学习金文与篆文，所以手抄又有“手学”之称。清初孙从添《藏书纪要》中则称，抄校助于了解版本源流，至于“抄书手生茧，照书眼如烛”更是书生“手抄口诵”的最经典的写照。
抄书最戏剧化的故事当数欧阳修，其幼失怙恃，母郑氏教其画地习字。稍长，欧阳修常从邻里借书手抄，“抄未尽，竟能成诵”，后举进士，这算是“手抄即手学”的最好脚注了。为什么抄书成为士人自我标榜的一种形式？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不是技术与技术背后的政治文化所能回答的。
除此之外，文士通过戏剧化方式获得珍籍异本，也常常出现在笔记中。清初朱彝尊不仅自己手校传抄，还雇有专门的抄校手。他听说钱谦益有《读书敏求记》，不离左右，于是趁钱氏会友南京之际，一面设宴款待钱氏，通宵达旦，一面买通钱氏书僮，雇十余名楷抄手，天明之前，抄完全书。直到多年之后，书目流传士林，钱氏才心生疑团，而后与朱彝尊达成协议，不让此书继续传抄于书林，方为了结〔8〕。
朱不仅从朋友处抄书，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从宫中抄书，后因携带楷书手私入禁中抄录出四方所进图书，听劾降级。时人称为“美贬”，颇有“窃抄不为窃”之意。于是一方面是朱彝尊被降级，一方面却被当成“书痴”得到士林尊重。
类似故事还有乾嘉年间海宁士子周春，先是从鲍廷博处了解到汤汉注《陶渊明诗》被张燕昌所获，接着从张处借得此书，却不肯再还，最终以“梦笔生花”墨团从张燕昌处换取此书，如此，却在其同仁眼里视作“痴情于书”。后来周与书商打赌，洒泪卖出此书，其早年“巧取豪夺”，已完全被士林看成是“与书生情”〔9〕。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抄书”对士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换而言之，类似朱彝尊、周春这样的“书痴”，抄书到底给他能带来什么？长期以来的说法，将之归结为读书人对书的痴情。这种脸谱化的叙述，并没有说明抄书者背后的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原因，相反将笔记中的叙述不加分析地接受下来，将类似朱彝尊的书痴行为看成与社会、文化相脱节的行为。
事实上，朱彝尊并非完全脱节于社会。书对于他，并非只为个人爱书之好，经济利益也是其考虑原因之一，其宋版《咸淳临安志》，吴尺袅借抄，结果是“二十金只抄得半部”。书不仅是用来读的书，也是进行交换的商品。他在与王世贞、徐乾学、查慎行、纳兰容若、曹寅等人交往中，书籍也起了重要作用，
其《日下旧闻》四十二卷，由尚书徐乾学捐资付雕并为序。应曹寅之约，朱为其编成《两淮盐荚书》二十卷，而此后，朱的《曝书亭集》由曹寅捐资刊印。书因此不仅是商品，也是文人社会网络关系的延伸。
书同时也是社会与文化地位的象征。康熙第五次南巡至浙江，朱彝尊在杭州行殿朝见，并进所著《经义考》、《易书》，康熙表示赞赏，将两书留南书房，以“研经博物”四字匾额相赐。此处书是与“皇恩”相关联。有清一代文人对于书的热情，与“皇恩”大有关系。康熙开《明史》馆，辑《古今图书集成》，本意在于笼络与控制士心，却未曾想到士人通过抄书与辑书，又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天地。正是这些书痴的积极参与，使得杜赫德通过别人的口述了解到在遥远国度里，还有着这样一些读书人与他们的藏书楼，并在纸间笔端留下一丝敬仰与妒意。
关于中国的印刷术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与其像“李约瑟难题”一样陷入僵局，笔者以为，不如在各种笔记、题跋与诗话中仔细勘察，从技术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书在文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庶几可以破题。
注释：
〔1〕Jean…Baptiste du Hald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English
edition； 1737；转引自 Timothy Brook； 〃Edifying Knowledge： The
Buildings of School Libraries in Ming Chin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June 1996。
〔2〕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0。
〔3〕金简：《钦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卷1，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4〕王祯：《农书》卷22。
〔5〕欧阳修：《论雕印文字剳子》转引自《欧阳文忠集》卷108，中华书局1936年版。
〔6〕Kent R。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7〕Jonathan D。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Viking； 2001。
〔8〕吴寿暘：《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3，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
〔9〕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2，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1970年版。
中国军歌谈片
？ 毛 翰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回望风雨飘摇中的祖国，深感国民精神的萎靡，转见日本军歌对培养其国民尚武精神的积极作用，不禁感慨道：“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吾中国向无军歌”，“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后来成为护国名将的蔡锷，当时更撰文痛言：中国“自秦汉以至今日皆郑声也”。
中国古代当然还是有军歌的，但总的实绩确实欠佳。
中国最早的军歌，当数《诗经》时代秦国抗击西戎入侵的一首《无衣》：“岂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