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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2月14日《申报》说到一有关台基的趣事，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和一马夫到一客店“借台基”，马夫本拿出一元银洋做夜合及房租之费，但该妇性好酒食，便用此钱买了吃食大快朵颐。马夫知房租无着，又不想再出多钱，或已无钱再出，便提前逃掉了。店家最后抓住妇人向她要房钱，如此便在大街上闹了起来。旁观者有人认识那个妇人，说她是某粥店主的妻子，素来横悍，丈夫也难于驾驭，只能任其所为。此事说明开台基与借台基的双方都不避讳，公然在大街上相争，说明社会对此是见怪不怪的。那个妇女的廉耻观有其个体性，也有其社会普遍性的呈现。且这里同时还间接展现了一个开粥店小业主的“小男人”的“历史形象”。
“姘居”即男女未经过社会认可的婚嫁程序而同居。1871年10月5日的《上海新报》谈到“非但无夫之妇与有情者私相匹偶，即有夫之妻与多金者公然配合。邻舍故作不知，亲族佯为不晓，相习成风，恬不为怪”。可见当时姘居、弃夫之风已很盛行。
其中以离乡进城的妇女嫌弃本夫而弃之，转跟他人姘居，本夫寻来其妇不认的现象为甚。进城乡妇习风骚，学打扮，“故夫或来，自惭形秽，先有不敢匹偶之念。而姘头相识，居然显扬于广众，供召于公堂，相习成风，毫不知耻。其甚者，乡间懦夫，寻妻数年，歧路相逢，顿加白眼……有讼之官而不得领妻以归者”（1883年8月7日《申报》）。
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有一幅“乾纲不振”的画，一洋行女佣弃夫，不愿与丈夫回家，图上还有洋人在痛殴其夫的画面。1873年4月4日《申报》报道，一佣妇在街上与其自乡间来寻的丈夫相遇，夫欲拉其回家，妇不愿意回家而与夫争扭，推夫倒地，使其被过身的马车碾伤。可丈夫回头看时，妻子早如黄鹤之飞去矣。
1878年4月29日的《申报》报道的另一桩婚案更典型。一妇四十三岁来沪佣工三年，夫带其二十岁的儿子来找妻，妻子早与一开饭店的男人姘居了，告到公堂上，妇承认儿子是她亲生，却坚称其夫早死去了，来人是其夫兄。她是“家内无人，一无倚靠”，而自愿与饭店老板姘居，官吏无可如何，难以断案。城市贫民中的家庭妇女嫌弃丈夫贫穷，转而与经济状况好的男人姘居的也不在少数。一旦姘头供养能力减弱或出现更有力的竞争者，妇女又转向其他男人的现象自是不在少数。姘妇“拆姘”引起新旧姘头相斗成讼，在1889年的《点石斋画报》上就有“姘新拆旧”为题的这样一个事件的报道。画面上新旧姘头当街挥拳相向，一街看热闹的人。
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不但私下不知丑，公堂之上，广众面前，直认相姘，也廉不知耻，当时《申报》有关婚案中报道有非常多这样事情，且当时的“父母官”对这类姘居、弃夫的纠纷诉讼的判决，也多是少谈教化，顺应人情的。1882年2月25日《申报》之《风俗宜防其渐说》一文说，“或至涉讼公堂，官之断此等案件，每每准其分拆，或令赔偿前日所用之费，或令量予川资，劝令远离，从无有深究其罪者”。
当时人对以上现象所感叹的“上海之风气之于今日可谓坏极矣”、“此亦世道之变极矣”这些话，也许今天内地的大多数人对这样的历史现象也还是会这样说的，哪怕其中包含着许多现代社会的正当的离婚现象。
自然，从妇女求自由、求解放的角度来看，这些“台基”、“姘居”、“弃夫”现象中自然包含着许多女权的因素。在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外商业重镇里，在一个有钱有权人可以一夫多妻，而商品经济却逐渐占主导的社会中；在一个男多女少，“孤客多于恒河沙数”，家庭数量与人口总量不协调，女性又有一定经济来源，传统礼教控制不严的社会里，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现象是女性作为男人的私有物、占有物的封建属性，在中国的超前地瓦解。这种女性的封建属性的瓦解，对当时上海的底层男人原有的对女性的所有权、控制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底层男子原有的封建大男子主义整体“气质”，随之必然被一种特殊的城市化的“小男子主义”所取代——“上海小男人”就此逐渐越来越多。
无可否认，无论在“台基”关系中想维系女性相好的男人；或是“姘居”中无法娶姘头做妻做妾，却不想拆姘或被人拆姘的男人，以及在“弃夫”成风的潮流中担心被弃的丈夫们，都不可能再对女性随意“大男子主义”了。虽然经济状况、身体状况等一时不会有大的改变，可以用来保有住现有的女人，但改改脾气，守点雌，家里大小事多做点来讨女人喜欢，不让她容易生厌，这还是可以马上办得到的。普遍受到威胁的男人，性格都不得不变得低调、听话、柔和，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地域性色彩极强的大多数底层男子的性格底色，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这应该还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推论吧。可请别忘了，最初的独身入沪工作的女人多是做女佣。
当然，后世的“上海小男人”形象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或屈权势，或做钱奴、洋奴等。但是我个人还是愿意认为，其形成的源头应在近代。所以，当现时大散文家们津津乐道，轻易地赞美一个地方的女人如何会收拾打扮，如何有风情时，如何值得去怀旧时，我却会头脑复杂一点，去结合了该城市的妓女史、风俗史去进行一点思辨，不至于就轻信了他们，跟着陷入到对过去的“意淫”迷梦中去。
“上海小男人”几成文化符号。当代作家如龙应台们还专门为此作文颂歌，她们多从女性的角度来评估，意犹未尽，一家之言而已。到底该如何历史性地看待这类社会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不能一概而论的。
哥廷根思想与德国启蒙大学观
？ 叶 隽
戴问天先生撰文《德国的大学——从格丁根说起》（《书屋》2005年第5期），提到拙文《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中关于Goettinger
Geist一词的翻译问题，认为此词以译为“哥廷根精神”为宜，确实不无道理。Geist这个词是德文中特有的词汇，不完全等同于英文的spirit，而特别蕴涵了德意志民族内在的一种性情、气质与精神。如他们常用的Deutscher
Geist，就以译为“德意志精神”（或“德国精神”）比较妥帖。之所以使用“哥廷根思想”，乃是照搬张维先生的原译：“……他（指Prandtl教授，笔者注）所代表的德国学术思想，以及他从他的老师August
Foeppl（近代应用力学创始人）那里继承的治学方法对我影响极大。人们将它称之为葛廷根思想（Goettingen
Geist，一言以蔽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学派的研究工作既解决实际中的力学问题，发展了力学的基本理论，又解释并预测了自然现象，促进了生产。他们往往从特殊着手发展到一般，再返回到特殊。这种循环式上升很符合辩证法。他对力学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国界。”〔1〕我理解，张维先生在这里将Foeppl与Prandtl等人的治学思路系统化，故此统一称为“思想”，似乎比字面的“精神”更具有概括性。
戴文谈及的哥廷根大学的发展路径，倒确是给我们颇有启发〔2〕。一般而言，我们会以洪堡在1809年创立柏林大学为标志，认为这是德国现代大学诞生的标志。实际上，柏林大学不仅是德国大学的标志，亦更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起点。即便在现代性的宏观视野中，作为民族国家大学发展路径的德国大学史，也具有普遍性的功用和标本意义，值得仔细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大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另类路径，就显得尤其需要关注。
与引领大学发展史风骚的南欧国家相比（如意、法）相比，德国大学出现晚两百年左右，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发展史上属于后发者。德国第一批大学的创建情况大致如下：布拉格大学（1349年）、维也纳大学（1365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爱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