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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我们自然得出改革银行国有旧体制的结论。除非我们剥离附着在旧体制上的“官办企业”外衣，祛除浓郁的官本位气味，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像招行、民生、浦发那样真正市场化的商业银行，否则，在银监会捉“银虫”的游戏中，觉得疲惫的永远都是中国银监会。细察中国银监会在上述两个“通知”中规定的细则，业内人士指称，一些本该由银行自己做出的内部控制规定，中国银监会也做出了相应的强制性要求。这几乎已超越了银监会管法人、管风险的监管要求，差不多可以戴上越俎代庖的欠光彩的帽子。
事实上，国有银行旧体制改革之类的命题，已不是中国银行监管当局的事。他们能做的事，就像他们的职能一样，是有限的。换言之，要想在和“银虫”的游戏中胜出，仅靠自身是不够的。没有改革方法论的总调整，捉“银虫”，就好似西西弗斯不断往山上推动的那块石头。
谈到总的改革方法论，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强调公众舆论的外部压力。解释建行暴风骤雨的气象云图时，他除了盛赞银行监管当局内部压力外，还说：“建行想年内公开发行上市，就要注重公众形象。”这倒启示我们，在中国银监会和“银虫”的猫鼠游戏中，不能偏废舆论监督的制衡。记得4年前中行开平支行案爆发的时候，舆论机构的报道可谓战战兢兢，生怕一语不慎，酿成日后不堪回首的后果。4年后，看重细节的新闻记者们惊觉，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高山案”，与中行开平支行的“余振东案”，如出一辙，几乎是同一个模板的复制。试想，若舆论的事前监督到位，哪怕是事后的舆论公开到位，或许我们就不会感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第三章 中国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中国 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当金钱铺就权力的阶梯，当商人成为从政的热点，当无产阶级政党向有产者敞开怀抱，当私营企业主阶层看到野百合的春天，我们看到了邻居的不幸，我们听到“中国会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的担忧。仅仅观察目前的情势，我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因为财富明星们的爸爸妈妈是有文化密码的，因为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我们要担心的，应该是他们窖藏白银的心理阴影，他们的死亡协议。
耸人听闻的告诫又一次惊现在温州的土地上，身价千万的董事富豪与董事会签订死亡协议说，如果谁被暗杀，公司补贴1000万元。在什么都可以用金子度量的温州，“死亡协议”以异常夸张的真实存在，晓谕政府这个“守夜人”：为经济生活供应“安全”这一件公共产品已是当务之急。如果富豪们需要在保镖的簇拥下揣着手枪做生意，那么被打压下去的黑社会就有可能东山再起，中国距离“俄罗斯式的中国”也为期不远了。
对国家可能会利用暴力机器掠夺私有财产的恐慌，自“私有财产入宪”以来，差不多已消弭于无形。浙江富豪窖藏白银谨防公权力掳夺的辛酸戏或不会重演，但这并不表明国家已为市场经济扫清了路障。“死亡协议”像个寓言警告我们，国家在捍卫私有财产护航市场经济的途路上，才迈出第一步。接下来，国家不仅不向私有财产伸手，还要果断地斩除掠夺私有财产的民间黑手。
财富涌流的浙江，富豪雇凶谋杀富豪已非新闻。源自乐清市检察院的讯息称，过去5年，私人企业主和富人村官雇凶案已逾40起，富豪之间或为经济利益之争，或为争夺政治地位而仇杀不断。几个月前，两个温州富豪谋杀生意对手，致使亿万富豪周祖豹在侄儿被误杀4年后，于光天化日之下又被杀害在儿子的大婚之日。今年春夏之交，温州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后，数桩血案爆发在受害人钻进轿车或者走出轿车的一刹那。受害者与加害者，多为财富多寡不一的富人，只有受人钱财的凶手是潦倒的穷混混。看上去，村委会选举血案好似政治谋杀。事实不然。细究之，哪回暗杀的幕后没有吞吐钱财的经济体。
仅就个案而论，难说牵连富豪的凶案，都是广义上的政府的错。但国家暴力未能镇住凶手的暴力，无论如何都是凶案此起彼伏的诱因之一。温州一个城中村的选举血案迄今未破，被害人一而再地联络媒体，寄希望于媒体的力量助他早早缉凶。想当然地恶意揣度司法系统有*，是没有证据的痴人妄言。可是，“政府”对屡屡发生的凶杀现象，难以免责。换个角度想想，倘若司法系统在打击犯罪，预防凶案上能给富豪们以信心，富豪们敢于在矛盾爆发时寻思着雇用保镖签订“死亡协议”吗？
转轨时期的富豪雇凶情形确乎复杂，笼统地归咎于司法机构或者涵义更为宽泛的“政府”，未免偏颇。但是，“政府”确需反思他们作为“守夜人”的职责。看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给生意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意场，不是量力而行的帮忙，而是天职所在。警力不足，证据不足，不一而足的理由都不是让罪犯逍遥法外的借口，更不是不能有效打击犯罪的理所当然的遁词。让生意人免除被不法暴力谋害的风险，是“守夜人”的义务，就像生意人承担经营风险一样天经地义。富豪们用纳税的方式向“守夜人”缴纳了“保护费”，他们可以因为运气不好能力不济输得倾家荡产，却无法容忍“守夜人”看不住场子，任由流氓胡作非为。
“守夜人”看不住场子，可能还会为黑社会的成长抬来温床。考察欧洲市场经济发育初期的黑社会，正是“守夜人”抵抗不了欺盗杀戮的不规则竞争，似乎非常公正的黑社会惩罚才有了可乘之机。由于早期的黑社会惩罚不经济、不可靠、不持久，生意人才诚恳地缴税，寻求政府的庇护，政府靠着用法律维护经济秩序的本事，张扬了“守夜人理论”，并被生意人顶礼膜拜。
倘若没有一个公正的可预见的司法体系，中国的生意人像俄罗斯的生意人那样，随手就从抽屉里摸出一把手枪，或者一张“特许违法令”，就不是杞人忧天似的天方夜谭。设若政府不能保护产权和产权拥有者免遭盗窃、暴力和掠夺，那么市场由繁荣滑向萧条，犹如地球引力一定要使苹果落地，毫不足奇。
第三章 中国不会成为俄罗斯式的中国 金钱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钱
邻家发生的故事，放在中国，一定会让大多数人瞠目结舌。比方说，俄罗斯尤科斯公司的寡头、盛气凌人的霍尔多科夫斯基，这个被普京总统投进监狱的家伙，曾在2003年的春天，发出有意进军政坛的种种暗示。据说，他和身材比他矮小的普京见过一次面，说，俄罗斯宪法应该得到修改，在他渴望建立的议会*政体中，他为自己预设的职位是：总理。
我们敢打赌，霍尔多科夫斯基的念想，从来没有出现在哪个浙江私营企业主的梦想剧场中，无论是在人民大会堂听总理作报告，还是在被总理接见的时候。有趣的是，13亿人口中，总有人要以“人民”的名义跳起来，指责私营企业主的参政议政，最终会引发一场覆水难收的“颜色革命”。
当然，担忧者并非总是沉溺于*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也有部分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派人士，在描述邻居不幸的《寡头》和《世纪大拍卖》译介到中国的2003年，震惊于寡头教父疯狂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法治的俄罗斯转轨内幕，他们不放心地说，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吗？
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但观察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我们认为，仅就当下的条件而言，他们还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寡头，因为掌权者的开放是有条件的。
私营企业主要“从政”，主动权不在私营企业主本身，而在于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且看走向人民大会堂的冯根生、邱继宝，作为*十三大、十六大的党代表，他们本身就是*党员，就是执政党组织中的一员，自己人。再看进军人大和政协的私营企业主，财富只是表明他们是否应该纳入这个阶层的资格证书，而非他们参政议政的唯一依据，没有*基层组织的层层荐举，没有一个个会议的讨论、一张张表格的审查，是难以享受“富人政治”的待遇的。纵使是以“银弹”攻进人大政协的不良商人，他们所贿赂的，也是执政党在某个层面的官员，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老板从政”并非坊间议论的那样，是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