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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场官方人士主导的民间实验，意在修补“人的教育”的缺失，让人不要成为爱因斯坦所谴责的只有知识没有人文精神的“狗”。虽然作为主持人的苏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对这场实验的理论准备已耗时数年，但它披上*的“合法外衣”不过只有一年有余。发轫自2003年的“新教育实验”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快速精进与完善，离不开媒体的褒贬互动。
“新教育实验”扬帆起锚后，共开过三次研讨会。就“作秀”的频率而言，似乎还不足以吸引数十家媒体的眼球。但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到《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再到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官方媒体的阵容着实让人咋舌。
非但官方媒体，众多以民间舆论自居的媒体也参与了对“新教育实验”的“炒作”。无论是主张“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还是试图打动“小资”的中产阶层报纸《外滩画报》，抑或“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南风窗》，都以罕见的篇幅和页码报道了我们一贯难以理会的“行业新闻”。
根据我的媒体经验，除非是*组织的宣传活动，否则让这么多官方媒体集中在一年的时间内报道一件民间性质的教育行动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就我有限的观察，近年来，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异常敏感的“吕日周事件”，还没有见到哪个不关*无涉政治的“行业新闻”受到这么多官方半官方媒体的自发追捧。
“新教育实验”之所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广泛垂注，除了最高决策层重视未成年人问题的时事背景外，还在于朱永新的公开姿态。朱自己在教育在线上有个网页，经常去那里和关注“新教育实验”的人们聊天，一个记者就是在网络上预约了对他的采访。
朱的公开精神之可贵，还表现在他对舆论关注“新教育实验”态度不一的宽容。虽然媒体在方向上对新教育予以肯定，但对“新教育实验”的部分细节和未来提出了怀疑：“新教育实验”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传统的儒家道德，缺乏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公民教育这个至关紧要的环节；既然实验宣称的理想教育与现实的分数教育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它到底能走多远？
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朱永新们”不能回避的。“新教育实验”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必须作出回答。被迫回答的日子里，他们表现出思考快速成熟的趋向，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也在逐渐向前推进。
一方面，“新教育实验”的境界在媒体的探讨中迅速提高。一开始，江苏本地媒体和教育界的行业媒体的解读，大抵停留在简单理念或者活动枝节上。随着行业外媒体和全国性媒体的介入，大家对“新教育实验”的理解提升到“新希望工程”的高度。《南风窗》借教育界人士之口称，该实验有望在另外一重意义上，成为继希望工程之后的“新希望工程”——原先的希望工程是一项增添书桌的工程，侧重于物质；新希望工程是一项有了书桌后塑造一个什么样人的工程，注重于精神。从朱永新们日后频繁使用的“新希望工程”的概念可知，他们和舆论界达成了共识。
另一方面，“新教育实验”的内涵在媒体的激辩中快速丰富。朱永新的支持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正在和朱永新等人谋划一套公民教育的教材。不晓得公民教材的出现，与媒体对“新教育实验”忽视了公民精神的批评是否相关。但我们已确切地知道，这套教材已摆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办公桌上，今年年底有望面世。
毫无疑问，媒体对“新教育实验”的促动绝不局限于此。媒体接龙式的报导，客观上变成了宣传“新教育实验”的“公益广告”。来自朱永新的消息说，欲图加盟“新教育实验”的学校在急剧增多，这个起初还盘桓在苏州的实验，已延展至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人士认同并践行朱永新的新教育。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新教育实验”，也会使不认同的群体越来越大。我认为，这也是好事。事物就是在辩驳和交锋的过程中推陈出新，存利去弊，渐渐成长的。向媒体公开的好处，正在于此。
第三部分 新闻：从云端飞往民间 媒体为什么要扒粪
青年农民高正落选了。180余万张选票，依旧没能让他感受重庆农妇熊德明此前一年的光荣——领取到中央电视台2004年度经济人物之社会公益奖。但高正还是成了名人，同样由央视操盘的“中国法治人物评选”，让他这个不能完整背诵一条法律条文的小人物，为2004年大结局的谢幕鞠了一个躬。
2004年，各种名目的年度人物评选陡然间多了起来，小人物也更多地进入媒体视野。最早发现中国艾滋病高危区的湖北医生桂希恩，成了至少5家媒体年度人物评选的候选人：央视“2004感动中国人物”，人民网“十大风云人物”，新华社“2004年：人物中国”，《南方周末》“2004年度人物”，千龙网“2004年度新闻人物脸谱”。
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的合理性，在于民本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大行其道。就个体而言，走上大舞台的小人物，实在有着太多的偶然间的戏剧性。如果没有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就没有高正的名噪一时。换句话说，没有中国高层领导人非制度性的“批示”，没有“批示”之后中国奶粉市场的全面整肃，高正断不会成为公众人物，即便他的维权努力感天动地，也难以掀起大的浪花。到上访的人群中看看，像高正一样勇敢无畏执著的人还少么？
同样的道理，没有*总理的关注，一位丈夫还有2000余元工资没有讨回的农妇，怎么会成为2003年央视的年度人物呢？与其说熊德明引发了中国清理民工欠薪的风暴，还不如说总理的决心改变了一切。对于央视这样的媒体，将社会公益奖颁给职责所系的总理当然不妥，可是颁给熊德明就合适吗？事实上，她跟总理实话实说，并没有“为了公共利益”的考量。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授予了三个女性小人物：联邦调查局的小公务员ColeenRowley，她在2002年5月向联邦调查局局长提交一份备忘录，强调联邦调查局并未重视她早先对穆萨维的怀疑，以至丧失有可能避免“9·11”事件发生的机会；安然公司副总裁SherronWatkins，2001年她曾给安然董事会主席写信，警告公司的会计方法存在问题，美国国会在事后针对安然公司的调查中发现了这封信；还有一个是CynthiaCooper，世界通讯公司的内部审计师，最早发现世通公司近40亿美元假账。据称，她们都是各自家庭的“脊梁”，前两位的丈夫还是“全职先生”，她们在敌意下做出的正确选择，有可能让她们失去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然而，她们还是揭示了政府机构与大公司中的弊病，卫护着公众的生命与财产。所以，《时代》用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和《人民公敌》中的一句台词，阐述了她们的评选理由：“我们的生命终止于我们对要紧事物沉默之时”；“社会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
一再强调美国精神的《时代》认为，她们从举发公共机构和自己所在公司弊病的三个女性小人物身上，看到了美国的勇气——她们没有私利，她们甘冒个人风险，只是基于专业理念，出于对职责的忠诚。比较之下，有着美国血统的桂希恩医生真的和这三位女性异常地接近。将近4年前，我在采访中国艾滋病村落——文楼村之后，电话联络了不求闻达但尽医德的桂希恩。我们都不会想到他能在2004年成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变换之间，大抵要从2004年中国领导人对艾滋病的态度中，才能找寻到真正的缘由。
不以美国人为参照，仅仅对照桂希恩，我们发现，无论是熊德明还是高正，抑或举报省委书记的郭光允，他们的行为与宝马彩票案中的小人物刘亮一样，都在于个人利益受损。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起初的着眼点，都不是为了公众和国家的福利。当然我们不必也不该要求他们都是“大写的人”，但我们一定要求我们的媒体能够客观地还原这一切，我们不能把一个大结局的出现，归功于小人物的“觉醒”、“正气”。我们对美德表示欢迎，可是美德不该是他们成为年度人物的关键理由。
话说到这里，就牵涉到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央视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最近两年一直在变化，今年他们添加了“责任”一项。坚持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