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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曾在自己的《心相约》一书中披露曹先生是凤凰卫视的“影帝”，意为曹先生是凤凰卫视影印资料最多的一个人。但其实曹先生还是凤凰卫视的“碟王”。据传，曹先生每周都会花几百块钱去买影碟，每看完后，都会品评说音乐好或者故事好之类的影评，曹先生对看过之碟，从不留存，将之散向各位同仁，董嘉耀就成为曹先生各种影碟的事实上的发行员。凤凰卫视的同仁则把曹先生当成了影碟提供商。担负分发任务的董嘉耀觉得很好玩，他说，从每个人喜欢看的碟片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与喜好。他披露自己的同学梁冬喜欢刺激，必须标注“三级”的片子才看。当然，董加注说，成龙的许多片子也加注三级，并不是色情片。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刘春好风花雪月，追看凡注某某电影节的文艺片。程鹤麟则喜看打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不用思考的片子。文涛则喜看各种风月大片以及某某喜欢恐怖等等。董嘉耀说他家里积存了上千张碟片，已找不到地方存放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我很奇怪，董嘉耀在严苛的评论员眼中，竟然是个小孩子式的好人，他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赞美。还有人直接叫他“好人”。
后记：思想传染（3）
每个接触到他的人其实最先感受到的则是他的热情。当然，私下里，这个在电视上显得老成，但现在刚满30岁的年轻人，在酒吧或者OK厅里，则是个玩得很“high”的人。他模仿赵传的歌声达到乱真，令人震绝。他身上有着上世纪70年代人少见的老成、狂热，包括对于老板刘长乐溢于言表的崇拜，以及对老婆的热爱。
阮先生是个溢于言表的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这个台湾长大的美国公民，事实上
却对中国有着超乎常人的狂热。当然，我最感动的仍是他的专业精神与敬业。这么忙的一个人，竟然可以同时写那么多的专栏，还要担负数个采访与主持工作。
何亮亮先生极具知识分子样式，处事风格敦厚，讲求门风优美。董嘉耀说何先生身上有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东西，讲求小资，情调十足，每天下午两点作完节目的间隔，他都会到楼下的咖啡馆去饮一杯咖啡，叫一点小茶点，买一堆报纸。有时看完报，看着外面的大海发一阵呆。几乎每天如此。何先生把此看做调整思路的一个过程。冷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些习惯已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他相信细节，就像他相信历史就是由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生动之处。
最初认识何先生时，他显得很平静，对于许多事总是能冷以待之。他的低调会使他在一群人中隐藏起来。他对于许多事物泰然处之，并不就此逼近。他是评论员中较低调并守成的一个人。因此而让人对他肃然。
杨锦麟先生生性放达。首次见面就大笑着说，你是谁呀，采访我，还要我来深圳，架子太大了吧？但很快就相见甚欢，采访他时他还没有到凤凰，正在惋惜他被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骗”去做节目而量身订做的五套唐装没有用武之地，这些唐装很快在一个月后派上了用场。他成为了一个专为他打造的节目的主持人。
初次见面；记忆最深的是他说自己在大陆还算是风流倜傥，但在凤凰卫视做了几次嘉宾后；现在连做“坏事”也不敢了。一个流传在几个人间的段子调侃杨先生：说有次他与几位朋友去“洗脚”，捏脚的小姑娘问他，说你怎么像电视上的那个人啊？老杨感叹，出名最大的不利之处，就是会失去人生中的许多乐趣。而在之前，老杨的声名巨大，他在香港影响较大的《信报》上，以笔名陈子帛，连开了多年的专栏，成为两岸问题的重要观察家。他的影响原来只限在庙堂，而现在电视上的杨先生的影响力则走向了坊间。
杨先生的成功，其实是其个人风格的成功，他用自己的智慧发表两岸评论，同时用自己的语言与说话风格，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读报式评论，并且成为媒体的一个全新的行为。
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几位被称为“老头儿”的人，都被电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与命运，并且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与民众对话的机会。但背后影响到这一切改变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自认为这只是一本关于电视节目的书，没有想到，前后竟用去了两年时间，从2002年上半年开始采访，到最后完稿时，竟到了2004年。这是我写作跨度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一度曾差点因绝望而放弃，我找不到撰写这个栏目的依据与结构，甚至在写到这个栏目时，我不得不沮丧地发现，这个栏目只是凤凰卫视体系中的一脉，而这一脉，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写到这个，当然就会发现它会牵涉到另一条线。很不幸，我开始用做减法的办法，去写这本书，让这本书尽量成为一个可供操作与模仿的故事框架。我只负责向里面填加各种作料，而不是味精。
文涛认为，我应当在采访完后，沉淀一下，也许会写出新的感受。我听从了他的话。于是有了长达一年时间的等待。我认为这个时间，足够我开始认识这个栏目的力量了。其实我对于这个栏目的认识，还只能称得上是一个肤浅的行动的开始。因为我的解读只是个人行为，绝对不是当初他们所设计的那样。就像《锵锵三人行》最后成为一个《老友记》式的脱口秀，而脱离了早期的时事味精。
后记：思想传染（4）
这本书在写作中得到了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刘长乐先生、常务副行政总裁崔强先生、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凤凰周刊》社长孙谦先生的帮助与指导。同时感谢接受采访的诸位评论员、主持人以及给予这本书帮助的所有的人。
本书在采写过程中参考与引用了诸多媒体报道，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200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