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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慢热……（5）
与凤凰卫视签约时，董嘉耀的身份是艺员，由主持人事务部主管
◎ 记者不过是香港人口中的“狗仔队”，这里也没有记者证
◎ 主持人要从“狗仔队”做起
香港对于中国不仅是一块前殖民地那样简单，它的一切都呈现着自由资本统治下的西方要素，号称开放的传媒尤其如此。它的电子传媒的传统改变了每个从大陆来此工作的传媒人，并且被其深刻影响。对于一切采用港式管理模式的凤凰卫视来说，更像是一个有趣的训练器。从内地来此工作的大量工作人员，几乎都被其深刻改变，尽管起初仅只是形式上的确认，但这种形式与运作模式，已让许多人从来没有发现的能量显现出来。
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内地经验都得到了否定。
在内地做新闻主播，不过是一个念稿子的主持人而已。每次只要坐到主播台前，照着稿示器去“背书”即可。在这里，主播的概念显然并不相同。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自己的意见。主编与编辑们与他共同讨论，主播可以寻找自己喜欢的新闻，也可以认为哪条新闻更重要，需要如何处理。这些意见显得非常重要。让董嘉耀吃惊的是，没有撰稿员再帮助他去写串联词。每次播报时，包括吴小莉在内的主播，都是自己撰稿，他们习惯用自己的语气与行文方式去撰写喜欢的开头与结束语。
这个节目当时的主编潘红星，把权力几乎下放给了每个主播。事实上他的“放权”，造就了许多形式的出现。吴小莉成为这个凤凰早期新闻类节目的组成部分。她为展示自己的亲和力，一般会在节目的最后，选一条自己喜欢的社会新闻来说。这与一般新闻节目后极坚硬的“再见”，形成鲜明对比，受到许多电视台的争相模仿。而在总理朱基当选后首次记者会上点名提问一役后，吴小莉更是成为这个节目的最大招牌。甚至连凤凰高层也把她作为凤凰卫视的另外一个脸孔。这样确认的凤凰卫视显得更加具体、感性。明星成为这个栏目最好的品牌。
当然，每个主播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创造。窦文涛提出自己弄一条用体育另类的画外音来配的形式，也非常独特。当然，也有过分的地方，窦文涛曾经创意在节目的导语部分，希图把新闻的外延扩大，用类似《锵锵三人行》的形式，跑题跑不停。潘红星让其试了几次，就让他收了回去，因为试验超出了界限。
当然，主编是节目的灵魂，主播是用形象的东西重新包装一次。吴小莉就会把所有的语言改成自己习惯的语势，这就成为她自己的一种个性化的新闻。个性化对于董嘉耀显得有些遥远，现实的压力却需要面对。
《时事直通车》已成凤凰的王牌强档节目，受到的关注远超过他的想象。吴小莉几乎已成这个节目的灵魂与形象。以什么样的姿态呈现，对董加耀来说显得非常重要，他给自己的定位简单准确：重新学习。面对已是明星的吴小莉，董反而没有任何压力，因为自己根本就一无所有。无知者无畏。他只要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对新闻的理解去做即可。他需要找到自己的男性主播的位置。
定位只是一个借口，他很难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认可。当一个节目加入新人的时候，他身上的任何不一样的地方，肯定要受到挑剔与批评。事实上，起初的几天，他更多地暴露的是自己的缺点，而不是他想象中的优势。痛苦成为他面对的一个难题。
他的发音再次成为人们批评他的理由。他的嗓音并不优秀，又不是播音专业，而且广东人说普通话，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现在时兴又叫“港台味”，但在当时，则是毛病。曾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口播记者的老板刘长乐，对他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甚至纠正他的一些读法。早期的两周，董嘉耀几乎有些手足无措，甚至非常痛苦。与他同时担任主播的梁冬，与他一起经历了这种“不适”。梁冬的痛苦显得更具体。他在《凤凰早班车》的体育新闻节目内任主持的遭遇让他难堪。闹得最大的“故事”是一次他播报完一条新闻后，按习惯说大家去听广告吧，但导演指示说还有两条新闻，他在节目中严肃地对观众说：导演说还有两条新闻……
第五章：慢热……（6）
而这些“缺点”最后在他的新节目《娱乐串串烧》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梁冬得到的教训是自己并不适合于做时事节目。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
董嘉耀经过两周的艰难适应后，似乎找到了与这个节目对接的缝隙。他在中央台与广东台的主播经验给了他自信。当他看到自己的弱点后，他得到了一次基本的修正。
CNN的掌门人特纳特德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好多人在过去为今天的机会付出了很大的投入。董嘉耀开始收获这个断语的结果。
两周的适应不过是他开始香港式新闻主播经验的一个开始。凤凰卫视其实全盘借用的是默多克集团旗下STTV的传统，不论是严密的合约，还是对于主持人的整体使用。这个与内地不同的差异，使许多主播与主持人被归类为艺员的行列。至少这个不同的传统与机制，使包括窦文涛在内的许多内地主持人都非常不适应。而按香港媒体的传统，凡是新来的主播都要做一阵子出镜的新闻记者。这个良好的传统帮助董嘉耀很快了解了香港。在两种角色的转换中，他前期的记者工作量远远大于做主播的时间。这是一个有趣的开始，他需要用另外一种观念去解读香港的新闻。内地的倾向显然并不适合于他解读香港新闻的方式。董在凤凰经历了一个“脱大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充满了新鲜与挑战。
在这里，他发现“在香港大点儿的公司都有公关部或专人负责和新闻界打交道。记者并不是什么带有神圣光环的特殊人物。媒体间因为报道方式和题材选择各异，外界的口碑也不一样。你要采访别人或什么机构，要预约与申请，人家也可拒绝你。香港无冕之王的地位与内地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没有在内地显得光彩夺目的记者证，甚至没有证明。记者不过是香港人口中的“狗仔队”。而与凤凰签约时，他的身份是艺员，由主持人事务部主管。
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了这种不适。内地记者的光环在这里不过是一种商业体制下的产品。来香港前，在广州看到香港的电视新闻时，董嘉耀常纳闷：“突发事件发生后，传媒为何赶到现场的时间如此之快？”在这里，他很快得到了答案。“有许多专门做突发新闻的记者，在办公室、甚至家里，都用高功率的无线电截听警方消防局和急救队的无线通话。一有事，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比警察还要快。大家每晚都会互相通通风，以决定第二天要采访的内容。除了独家新闻外，一般性的新闻都会在圈子里流传。一位香港记者说：‘竞争是老板们的事。’在下面干活的记者虽然是各为其主，但私底下却是互帮互助，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每次重大事件采访完后，记者们都会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有什么可供发表的POINT（要点）。因为大家都不想回公司后被上司责问为什么自己发出的稿件中没有其他媒体的内容。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工作业绩与前途。”
董嘉耀很快就适应了这些，他有时候甚至显得更加多能。在电视系的专业化训练和个人综合能力使他很快具有了独特优势，比如他可以自己拍东西。有时候摄像不在，他就自己扛着机器上街采访。但这样的结果是他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当然，在香港做记者之艰难，他的体会尤其深。香港记者圈流传一句话：“铁脚马、神仙肚。”意思是，当记者就是要在突发新闻现场跑得快，重要人物一出现能挤得上去，在碰撞的话筒丛中还能抢先发问。然后是能挨饿，因为食无定时。这与在内地记者会后有饭招待、有现场稿本、有人招呼，还有人尊重的风光大相径庭。
董嘉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周二的港府行政会议。董与记者们早8点挤到现场，对下车的特首追问几句。然后挨饿等到下午3点多才结束，但却一句话也问不到。后来港府官员告诉他们，人家开会的行政会议人员是备有茶点的，可以一边吃点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