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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生通过媒体的朋友帮忙，联络上了《世纪行过》纪录片制作人郭冠英。郭冠英的身份为台湾新闻局秘书，笔锋甚利，在多家媒体开有时评专栏。郭在几年前即与制作伙伴王念
慈联手，征得张学良同意，用了将近10年时间，记录老人对于历史的口述。
据郭冠英介绍，《世纪行过》于1993年就已拍摄完成，只是因为他的合作伙伴王念慈女士执意要等到张学良百年之后才播出。其间，也与台湾、大陆的一些电视台谈过播映一事，其中有的出价甚巨，但他们要求重新剪辑修改后再播出，因而被郭冠英他们拒绝，一直搁置于今。
曹先生看完样片，更觉此片的历史价值。询价及洽谈之后，曹先生打电话给王纪言先生。王纪言听到消息后的第一感觉是这太难得，太宝贵了，是电视人梦寐以求的大作品，即让曹先生带样片回来。老板刘长乐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极有播放价值的节目，立刻叫节目采购部门与台湾大好制作公司及郭冠英联系，先寄来两盘样带。样带在审看时即引起轰动，现场众人噙泪看完，没有人能够提出反对的意见。凤凰高层意识到这正是他们所想要的纪录片，并且果断地确定了要把这部片子作为公司成立五周年的一件大礼，回报观众。
对方四集纪录片（4×53分钟）出价新台币150万元，要价如此之高，是凤凰卫视中文台购片史上最贵的价格。台湾那边价格丝毫不松动，凤凰这一边又对此片情有独钟，想尽快让此片与电视观众见面。在拿定主意不论多贵也要买片之后，凤凰又与台湾制作公司最后接洽，接着迅速在大陆找广告代理商赞助此片播映。原本以为广告商不容易找到，谁知贵州醇的老总们只看了《世纪行过》第一集的样带之后就拍板赞助播映。一件好事办成了，从洽谈、审片到签约，前后不到一个月。
这期间虽有数家电视台与郭冠英商议播映权，但最后还是被凤凰卫视的条件打动了。凤凰卫视保证了他们的要求，不删掉一个字。相反，凤凰卫视还增加了自制的一集。
签约之后的一个星期，凤凰卫视尊重台湾制作公司的要求，未经任何修剪和改动，原封不动地播出了《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由》四集纪录片，并增加了自制的第五集：由曹景行访问制作人郭冠英、张学良侄女张允冲、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所学者米先生，四人座谈少帅传奇一生，使片长达到了近七个小时。这一集类似于扩大版的《时事开讲》。尽管讲的都是历史事件，但当历史有了新的解释方式的时候，历史就具有了新闻意义。
这部纪录片史料丰富，涉及人物众多，镜头珍贵，再加上到播映之时其中被访问的人物大多已离开人世而愈发显得珍贵，其中去世的有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先生，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还有刘鸣九、沈醉都先后辞世，最让人遗憾的是赵四小姐亦于当年6月22日88岁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未及看上此片的播出。
少帅纪录片在这样的时局下推出，似乎暗含深意。纪录片播放的几天，凤凰卫视得到了他们预料的反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摘编这部纪录片的对话。几十家内地的报刊制作了大量的专题报道。
曹景行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谦虚地认为：一个好的创意诞生了一个好的题材，一个好的题材造就了一部好的电视片，一个好的电视片吸引了众多好的片商，一个好的片商选择了一个好的频道，一个好的频道又再次丰富了题材，充实了片子，吸引了观众，创造了奇迹。这是这部片子所应当获得的东西。
已于2000年6月3日迈入百岁之龄的“西安事变”主角“少帅”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老人公寓大楼举行了近200人出席的暖寿宴。大陆方面也为他举行了各种“百岁华诞庆典活动”。已离开东北50多年的少帅始终未重返家园。
第三章：中间……（10）
郭冠英先生说，原本1993年时张学良及赵四小姐是准备取道香港返回东北的，后因赵四小姐的犹豫又只好作罢。就在人们对此猜疑纷纷，更对他的“持节”、“拒绝统战”等问题口诛笔伐之时，《世纪行过》一片中他的口述实录，将人们心中的疑问及历史遗留下来的谜团一一破解。
据称，当制作方告知了这部片子在大陆引发的轰动效应时，老人颔首不语。更有媒体称
大陆方面也给老人送去花篮致意。一年后的2001年，老人以百岁挂一的高寿谢幕。当晚，曹先生与董嘉耀在《时事开讲》中重提旧事，对老人的一生功过进行评论。曹先生预言，张学良先生的离去，似乎为一段历史画上了真正的句号。至此，当年发动西安事变，并改变中国历史的老人多已谢幕。当时在世的百岁老人仅余下年过104岁的宋美龄。
后来香港作家李碧华撰文叹息：“……张学良老了，看到即录即播画面，不解：‘我自己怎么能看我自己呢？’ 中国人怎么看他呢？”
第四章：向前进……（1）
闻人曹聚仁“谜样的人物”，留给历史更多的谜底
◎ 曹景行称自己的一生与父亲没有太多传承， 到香港后，才看到父亲的著作
曹聚仁生前最后时节，没有等到正在星夜赶往澳门的女儿曹雷与儿子曹景行。7月23日，这个“谜样的老人”逝去在1972年的两岸特殊的政治气氛里，为一段历史画上了句号，也带
走了许多属于他与这段历史的谜底。
曹聚仁的去世在两岸间成为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的事件。两岸、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整个亚洲的华语媒体都发表了不同的纪念文章。曹聚仁身后出现了夸赞，也出现了谤毁甚至敌对。正是因为有着谜样的人生，使得曹聚仁成为一个颇受争议而很难定位的人物，也让他招致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似乎两头都不讨好。
但对于曹景行来说，他只是自己的父亲。
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是在7月20日前后。当时去港澳对中国内地人士来说类似于出国。政治审查与绝对的封闭，使这个只隔咫尺的赌徒云集的葡式都市，成为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与姐姐曹雷却迅速在总理周恩来的安排下得以成行。
曹聚仁生前最为喜爱的女儿曹雷记述了他们前去澳门的细节。“1972年7月20日前后，我在上海接到母亲电报，说父亲已进入弥留状态。我速召回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的弟弟，与我一起去澳门。一切都尽可能地赶紧。23日，那是一个周日，去广州的机票已满，不得已，我们上了火车……弟弟从农场出来走得匆忙，脚上只穿了一双解放军胶鞋，当24日傍晚我们到达广州时，第一件事就是在商店打烊之前抢着给他买了双皮凉鞋。第二天清晨，澳门方面有朋友来接我们，他带来了噩耗：父亲已于7月23日上午去世了。我已经12年多没有见到他，缘悭一面，12年前的分手竟成永别，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曹景行那年25岁。他已在皖南山区那个农场待了四年。
曹聚仁在中国的历史一角，是个谜样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以文名世，但却又处处受到政治的左右。史家评其为“谜样的人物”。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他是一个以多方面业绩显示自己才华而横跨政治、历史、新闻和文学的“四界”人物。
“他虽不治国学，但对国学却有极深的造诣和卓异的见解。22岁时就笔录了章太炎的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这本书先后印行过33版。为此，章太炎门旌自悬，收下了这位年轻的弟子。23岁时，他即以一个五年制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资格，走上了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鲁迅与他年龄相差19岁，两人的交情却被鲁迅记录在了《鲁迅日记》中。孤芳自赏的鲁迅接受了这个后辈的评语：魏晋文章，托尼思想。只有曹聚仁从不说鲁迅是他的朋友，因为他“不想戽托知己”。
1930年，这位书生主编以乌鸦为标志的《涛声》周刊，以乌鸦主义来自勉。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并称其为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一张报纸。1937年，他褪去长衫，持笔从军，以战地记者身份，第一个向世界发出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其后他更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