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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生感到电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他惊叹上亿观众会在同时接受你的思想。电子媒体的快速与传播威力甚至令他不安。在这次“救场”中的临时表现，似乎让他发现了自己的表现力。因为那些“信件与观众的热情，让我感到了做这个节目的快乐”。
这台节目的成功，曹景行的评论至关重要。评论员替代了以往直播中的空档与缺陷，同时起到了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因为之前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从来没有评论员这一称谓，至于时事评论员，则几乎就是一个首创。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9）
老板刘长乐在政界、商界的朋友，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到曹先生。刘长乐乐观地认为：曹先生从业务角度，开始走向成熟。这个成熟表现在，他正在通过这个连续的直播节目，褪去身上惯有的专栏作家的气质。屏幕上的真实表达能力与现场的控制力，思维与表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把自己的评论员的形象基本上树立起来了。
先声夺人是最可怕的一种创造，人们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将会成为评判今后事件的一个
标准。台长王纪言在进行这个节目的总结时，隐约感到，这样一个形式的创造，似乎还没有完，但延续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则好像在远方的迷雾中躲藏。他们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抓住那个想象中的创造。他们认为，到了适时为曹景行打造这样一档同类的节目的时候了。
这个即时性的想法，造就了一个新节目的诞生，甚至改变了中国电视评论业的形态。
重述一个这么遥远的节目，并且不遗巨细地说明当时的每个细节，只想说明凤凰卫视对于一个节目的起源与一个人的使用的过程。
简单实用，尖锐另类。
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风气之先。
第二章：孤本（1）
一个三年没有卖出广告的11点50分后的“电视荒地”
◎ 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想法，成就了一个中国电视界新的媒体行为
1999年的凤凰卫视，正在摆脱初期的城市青年台的定位，迈向全新的资讯类的新方向。但大陆的规限仍处于不明朗中。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经历，使刘长乐深谙大陆民众
对于新闻资讯的需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闻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对于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重要性。
新闻是他的理想。他极好地利用每次机会，加大凤凰卫视切近新闻的角度与力量。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技巧”。凤凰卫视由娱乐走向新闻表面上更像是迫于“形势”。他们最早接触新闻是在1997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凤凰卫视之前于1月份在香港及亚太地区首播了12集有关邓小平一生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再去播放正在进行的台湾方面的娱乐节目显然并不合适。中国人更多地需要了解邓去世后海外对于中国的看法与立场。刘长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当天始至2月26日，中文台连续七天用直播方式报道了内地及香港人士悼念邓小平的情况。其正面的评价与客观真实的立场，并没有使大陆监管方面提出质询。这次转型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新闻的力量再次使凤凰卫视在众多的媒体中脱颖而出。考量到7月份的香港回归事件，刘长乐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性的东西需要找到一个栏目进行包容，因为你不能再将香港回归这样的时政大事放在《相聚凤凰台》这样的娱乐节目中。但大陆方面仍然对于新闻资讯类的节目没有放开监管。刘长乐决定叫《时事直通车》，这个名字来源于港人说法，当时“京九直通车”刚开，老板刘长乐的想法是，资讯方面更需要有一个“直通车”。
其后的6月至7月间的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更是为凤凰卫视赢得了机会。刘长乐动员了几乎全台的力量奋战60多个小时，他们只是用“别人的信号”，编排适合自己理念的直播节目内容。北京的中央台据称为这次世纪直播投入了近千人的人力，而凤凰卫视全台加起来不过两百多人。刘长乐用这样一个小台的规模“办大事”。他们进入国际卫星交换网络，用他人的信息资源进行“现场文摘”。香港“七一回归”直播的高潮交接仪式的报道，堪称这种模式的一个范例。分阶段利用电视超越时空的力量，以香港交接仪式画面为主体画面，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在倒计时牌前的情景和凤凰台主持人分割画面，把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信息组合在一起，让观众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相关联的信息中有了更多的联想感受。这三个信号渠道，只有主持人一方是凤凰卫视自己现场拍摄的，其他的信号全部借助其他媒体的“公共信号”。
凤凰卫视中文台这种“借力”做出的全面直播，赢得了超乎想象的掌声。他们的作用几乎已超出了原来的想象力。全力投入此次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在这次直播后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当然，到1999年5月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使馆事件对凤凰走向资讯传播又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人们从那些天的节目开始发现，凤凰卫视有了中文媒体中比较独家的报道形式：直播加现场即时新闻分析。“这个事情发生后，凤凰就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新闻了，就是重点加入时事分析的内容。”刘长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
一个全球化视野下的华人视角解读，成就了凤凰卫视的新闻处理方式。因为“凤凰卫视遵循了内地可以认可的新闻处理规则”，这使刘长乐有意识地加快了触及资讯的脚步。但即使如此，凤凰卫视的新闻类节目仍需要在政策与商业的利益间寻找平衡。刘长乐智慧地将自己的新闻类节目定位为时事，这种不背“有闻必录”的包袱，突出编辑选择权的做法避免了官方讳言的新闻，开始做属于凤凰卫视方式的新闻资讯。
第二章：孤本（2）
《时事直通车》就是这种想象力的一个延伸。由新闻到时事的区别，也间接带来了凤凰卫视做新闻的角度与立场。这个栏目其后成为了凤凰资讯类新闻节目的试验室。无数的节目样式都是在这个试验室里进行全面的试验后，才会独立出来。至今，许多节目都打着早期《时事直通车》的烙印而处境仍然艰难。商业电视台的属性以及成本因素，正在成为所有节目诞生必须优先考量的一个因素。这使他们创作的许多的节目，因此打上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烙印，更准确的说法就是“因为缺憾而成就了一种事业”。
这种缺憾最重要的就是成本。
成本对于简陋的凤凰卫视来说是惟一重要的尺度。刘长乐要的是结果，但绝对不会给你更多的预算。早期的凤凰卫视因此有了一个传说：“最早的凤凰是拿相应的钱做相应的事，到后来做节目时成了拿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而到了现在则进化到了花别人钱办自己的事还要赚别人的钱”的阶段。在这个思路下就是当所有的人开口向老板提成本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得到肯定的答复：我们一定要做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这使凤凰的核心创作人员，每次在创作新节目时，开始有了预算的概念，起初大家还会对老板说：不给钱，不加人，怎么能弄出新东西来？到后来，干脆自己就否定了那些要花钱的念头，一切的想法都围绕着不花钱要办事还要办出点名堂的思维进行。
王纪言回忆说：早期的《凤凰早班车》其实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品。
刘长乐在一次美国工作旅行后，发现美国电视网中大多数赚钱的节目都是早晨新闻，NBC的《今日》节目每年收入三亿美元。而在中国，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也以《东方时空》这个形式开始探触这一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上从不关注的时间段。凤凰卫视此前的早间，不过是在重播前晚的《时事直通车》。刘长乐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时间对于电视台的重要。他指令要办一个早间新闻节目。让台长王纪言与主管节目的钟大年发愁的是，《时事直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