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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战俘，但威洛比在一份补充分析中还是认为，中国的干涉是“潜在的”，而
非“现实的”。１０月２９日，南朝鲜一个军团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垮，威洛比
还是认为：‘油于只抓住了几个俘虏，以及所发表的声明自相矛盾，因而此时此刻
还不能作出进一步的结论。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朝鲜进行公开干
预。”正是由于忽视了战俘的口供，远东军事情报处和麦克阿瑟将迫在眉睫的危险
忽略了，麦克阿瑟因而作出了向鸭绿江进军的决定，导致了美军的惨败。后来，马
歇尔在评述朝鲜战争时说：“（‘联合国军’）没有对这一类情报进行扎扎实实的
鉴别。没有积累、分析这类情报并从中推断出经验教训的机构……作为在正常的战
争情况下同敌军战斗部队保持最持久接触的主体，步兵是战斗情报的触角。”
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和美国总统的主要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应该向决策者
提供真实的、可供决策者咨询的情报。但事实上，１９５０年时的中央情报局没有
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缺乏情报搜集的手段，在掌握了一定的战争征兆后又对之进
行了错误的分析，终于使得失误不可避免。
中央情报局成立于１９４７年，但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成立的战略情
报局。战略情报局的成立打乱了美国情报界的既有秩序，因此遭到其他情报机构的
嫉恨。战略情报局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及联邦调查局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战略情报
局在战后被解散，同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不无关连。中央情报局继承了战
略情报局的传统，也继承了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军事情报机构与中央情
报局基本上不合作，麦克阿瑟在二战时期就拒绝战略情报局进入他的辖区，中央情
报局也不能进入远东地区，他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中央情报局在远东
没有一个立足点，远东司令部拒绝为中央情报局东京站提供办公场所，东京站的３
个人只得在一家旅馆的客房工作。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他自然也不相信。在威克
岛会谈时，他曾对杜鲁门说，他拥有一个情报系统，“它提供的报告与华盛顿的…
…部门所收到的情报颇为不同，而且……他相信他的情报，而不相信那些部门得到
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既缺乏情报搜集手段，也缺乏情报分析能力。战略情报局局长比尔
·多诺万是个搞隐蔽行动的专家，受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的影响，他对颠覆、破坏
和暗杀活动很感兴趣，对情报分析并不重视，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在战略情报局
的地位越来越低就是一个证明。根据１９４７年《国家安全法》，中央情报局的主
要职能是进行情报分析，产生国家情报，但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对情报分析并不感
兴趣，隐蔽行动才是它的工作重心所在。中央情报局最大的部门是隐蔽行动机构，
它的活动经费占了中央情报局全部经费的３／４，情报分析无足轻重也就不足为怪。
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雷·克莱因曾说，当时情报分析人员“主要负责起草每月
报告，每期４～５页印刷纸，然后别出心裁地套上一张封面，添上一条招人惹眼的
‘世界形势估计’的标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情报局更多地关注着苏联的动向，对中国是否参与朝鲜
战争，中央情报局也有过一系列的情报估计。在９月１旧的《每日情况综述》中，
中央情报局称，它收到了许多未经证实的报告，说毛泽东和莫洛托夫８月初在北京
进行了最高级会谈，此后，中国的舆论工具加强了对美国的抨击。中央情报局认为，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万事俱备，准备以某种形式干预或参加战争。以正规军公开参
战会阻止联合国接纳共产党中国，而以满洲‘志愿军’秘密参战则可能确保冲突继
续局部化……以某种武装形式援助北朝鲜人看来已迫在眉睫。”这份估计确实具有
某种先见之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作出如此高明的情报估计，
纯粹是误打误撞，并不表明中央情报局真正把中国参战的问题放在心上。它在后来
的情报估计中都认为，没有迹象或证据表明苏联或中国有进行干预的意向。１０月
１２日，中央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再次确认它前些时候的观点：中国大概不会参战，
参战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所带来的好处。它进一步说，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
否则，中国大概不会在１９５０年进行干预。这种自相矛盾的报告在１９５０年初
秋比比皆是，以至于毫无意义。一位熟悉当时情报界状况的人说：“中央情报局在
那些日子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组织，很多人在兜售他们的得意之作。你能够找来零
零碎碎的战地报告，然后为你打算致力推销的任何方案拼凑一个情报。”
由于中央情报局无法进人朝鲜和日本活动，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处就成了美国
在远东的主要情报组织，处长是查尔斯·威洛比。从１９４１年以来，他就是麦克
阿瑟的亲信。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正受命编写一部反映麦克阿瑟功绩的《太平洋战
史》，其兴趣根本不在情报工作上。他和麦克阿瑟在很多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
一名情报人员评论说：“威洛比是麦克阿瑟军事情报处的理想人选。他对麦克阿瑟
想听到什么一清二楚，他就如法炮制，如此而已。”军事情报处每天要编写一份长
达四十多页的《每日情况综述》，这个《综述》完全是一个大杂烩，充斥着流言蜚
语和胡思乱想，其价值根本无法进行评估。更严重的是，威洛比同麦克阿瑟一样固
执、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１０月２０日，威洛比的《每日情况综述》承认，
中国军队在东北的力量存在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威洛比仍认为中国不会参战。一位
军官不同意威洛比的意见，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但不起任何作用。远东海军副参
谋长阿雷·伯克海军少将根据海军情报部门的情报，告诉威洛比，在北朝鲜有中国
军队，但威洛比不相信。几天后，海军情报部门再次提出不同意见，威洛比仍然固
执己见。云山之战后，威洛比虽然承认有中国人介入朝鲜战争，但是他认为：“从
战术角度来看，大获全胜的美国军队已经全面展开，这标志着武装干涉的最佳时机
已经过去了；很难相信这种行动，如果是有计划的，会推迟到残余的北朝鲜军队已
经处于战斗力最低的状态时，才付诸实施。”这种说法与麦克阿瑟的观点如出一辙。
在威洛比的领导下，远东军事情报处对情报的搜集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约瑟
夫·格登评论说，军事情报处“活像一台包囊一切的庞大的吸尘器”，把各种情报
资料搜集起来，但很少对它们进行分析、评价。尽管军事情报处掌握了部分中国军
队调动的异常迹象，但在对这些临战征兆进行分析、判断时，军事情报处却自相矛
盾，末能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是
“干着看”，而他的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则是“抢着
干”。在朝鲜问题上，杜鲁门乐得信马由组，让麦
克阿瑟放手去干。
１９５１年初，经历了中朝军队５次打击的“联合国军”，节节败退，重新回
到了三八线以南。这时，美国政府顶不住了。它已经意识到，在朝鲜这个地方与中
国打一场战争实在是得不偿失，杜鲁门政府想从朝鲜抽身而退了。
可是，麦克阿瑟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反共斗士，他无论如何不想让“共产主
义魔鬼”在朝鲜的“阴谋”得逞。他不断呼吁把朝鲜战争从一场有限战争或局部战
争转变成与共产主义的全面战争，最好让苏联介入冲突，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
决共产主义问题。１９５１年３月，在与西班牙、葡萄牙驻日本的外交官谈话时，
麦克阿瑟满怀信心地说，他能够把朝鲜战争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并彻底解决
中共问题。他预言，如果这种事情能够发生，那么西班牙和葡萄牙不用心慌，苏联
会置身事外，或者向隅而泣。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总发言人，战地司令官无权对国家
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而麦克阿瑟则正好相反，他一有机会就发表自己的高论，而
且对此习以为常，并不以为自己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