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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使主人面红耳赤。
在柏林，莫洛托夫会见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也同希特勒有过一段唇枪舌剑
的交锋。希特勒在会谈时说，英国已经失败，最后投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轴心国
的胜利指日可待，现在该是考虑胜利后世界的安排问题了。他邀请苏联一起参与瓜
分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遗产问题。可是莫洛托夫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他只对德国与
苏联之间的一些问题感兴趣，对大英帝国是否已经失败并不关心。显而易见，就在
会谈时，已经“最后失败的”英国皇家空军在柏林上空投下了炸弹，元首所言，显
然不实。他劈头盖脸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德国军事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干什么？
德国军队出现在芬兰，目的何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意义是什么？德国所谓的
欧洲新秩序和大东亚新秩序究竟指的是什么？苏联在其中的地位如何？连珠炮似的
提问把希特勒闹了个手忙脚乱，他率先根本没有想到这位惯于说“不”的先生会提
出这么多问题来，故而只能避重就轻地回答两个。但是，莫洛托夫还是揪住德军出
现在芬兰不放。他说：“苏联政府认为，最后解决芬兰问题是它的责任，《苏德互
不侵犯条约》规定，芬兰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而希特勒也不示弱，他针锋相对地说：“波罗的海如果发生冲突，将严重影响
德苏关系，后果不堪设想。”
莫络托夫却说：“这不是波罗的海问题，问题出在苏联。”希特勒大声叫了起
来：“不得与芬兰作战。”
莫洛托夫说：“你这是违背去年签订的条约。”
双方僵在那里。这时，里宾特洛甫出来打圆场，说：“实际上根本没有理由使
芬兰问题成为一个争端，或许这只是一个误解。”希特勒顺势转圈，大谈德苏瓜分
大英帝国的前景，而莫洛托夫却死揪住芬兰问题不放，坚决要讨论与苏联国家安全
有关的问题。他说：“对于德国驻扎在芬兰的问题，苏联仍在等待回答。苏联还想
知道德国对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打算，德国对罗马尼亚新边界的保障是
针对苏联的，应予以撤销。”
希特勒哪里受得了这些，他立即跳了起来，拒绝了莫洛托夫的要求：“这是无
法满足的。”
“要是苏联也像德国一样，向保加利亚提供保证，德国会说些什么？”
“难道鲍利斯国王要求莫斯科给予保证了吗？”言下之急是，即使苏联想效法
德国，也不可能啊！他接着说：“如果德国要找借口，与苏联摩擦，他可以在任何
地方找到这种借口。”这已经近乎威胁了。但是，苏联并不是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
莫洛托夫不怕希特勒的威胁，双方不欢而散。
柏林会谈是德苏之间短暂“蜜月”的终点。通过这次会谈，双方都摸清了对方
的底细。莫洛托夫知道，苏德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当时参与谈判的总参谋部作战部
长华西列夫斯基说，凡是经历过那种气氛的人都知道，苏德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可
是，斯大林对德苏关系有过肯定的判断，谁敢与他唱反调？莫洛托夫回来向斯大林
报告说，他对希特勒不会在近期进攻苏联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
坚持己见也就不足为怪了。
苏联政治体制的不良影响尤其表现在苏联情报机构上面。在总的集权体制下，
苏联的情报机构也形成了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１９４１年２月３日，为了加强国
外情报工作，苏联成立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原内务部国外情报部成为国家安全
人民委员部国外份报局，米哈伊洛维奇·费金任局长。但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前，
国外情报局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总参情报部，费金的地位更非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部
长贝利亚可比。总参情报部长卜卜戈里科夫将军是斯大林的主要情报顾问，他直接
对斯大林负责。戈里科夫是一名出色的战将，却从无情报工作经历，在情报领域他
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这与他的历届前任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更可恶的是，
戈里科夫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心中满脑子想的是自己在斯大林心目中位置，
情报工作成了他讨好斯大林的工具。他一门心思要讨好斯大林，平时他主要用心揣
摩斯大林的心理，了解斯大林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而不是扎扎实实地组织情报的搜
集和分析。应该说，总参情报部确实有十分良好的情报来源，而且也不乏实事求是
的情报分析人员。但是，所有的情报资料最后都要经戈里科夫汇总，由他提供给斯
大林。经戈里科夫之手提供给斯大林的情报可分成两大类：来源可靠类和来源可疑
类，但判断情报是否可靠不是他自己对情报的客观评判，也不是根据情报的来源，
而是根据情报是否同斯大林的意见相一致。任何情报，不管其来源如何，只要它同
斯大林的看法一致，他就将其列入“可靠”一类；对那些与斯大林看法相左的情报，
他就将其列入来源可疑类，斯大林在这些文件上批上“存档”即予退回。这些情报
也就不再传阅，即使作为戈里科夫的顶头上司的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也无从了
解。所以那些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情报到底送来多少，价值如何，国防人民委员部
和总参谋部一无所知。像佐尔格的报告，虽然传到了斯大林之手，却被认为是“来
源可疑”，根本没有传阅就被存档了。
在戈里科夫的领导下，苏军情报部的情报评价工作很明显缺乏客观性。戈里科
夫不仅抹杀了情报搜集人员的卓越功绩，而且受了德国战略欺骗的影响，继而向斯
大林施加了错误的影响，从而导致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苏共二十大后，戈里科夫追
随当时的反斯大林浪潮，将苏德战争前苏联的情报失误完全归因于斯大林个人。他
认为，总参情报部已经完全将情报资料送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本人应对这些情报的
分析判断失误负责。但是他的观点遭到苏联历史学家的批驳，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戈里科夫确实向斯大林提供过很多有关“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但这些情报都是
经他处理过的。如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０日，戈里科夫上报了一份有关“巴巴罗萨”
的情报，预言战争将在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１５日之间爆发。这份情报具
有极大的可靠性，可是这份情报明显不符合斯大林的口味，于是戈里科夫在报告上
批道：“ｌ．根据上述言论和今春可能的作战方案，我认为发动对苏战争最可能的
时间，是在战胜英国以后，或在德国缔结光荣的对英和约以后。２．关于今春对苏
战争不可避免的传说和文件，必须看作是英国甚至可能是德国情报机构散布的假情
报。”
一份极有价值的情报，经过戈里科夫的“判断”后，成了一份假情报。类似的
例子举不胜举。
对苏联情报人员，斯大林也不信任。在３０年代苏联紧张的政治背景下，斯大
林形成了一种怀疑一切的习惯。能够获取他信任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被
当作异己排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不惜向昔日的战友举起屠刀，从事国
外情报工作的情报人员首当其冲。在大清洗时一大批杰出的苏联情报人员惨死在内
务部的屠刀之下，连总参情报部部长别尔津也未能幸免。而在苏德战争前报告德国
侵略意图的绝大部分是总参情报部系统的情报人员，如佐尔格情报网，“露西”和
“红色乐队”都是别尔津当年用建的，而且，这些情报网的组建也是违背斯大林意
愿的。当年，杨大林为了讨好希特勒，曾下令总参情报部不得在德国境内活动。在
别尔津死后，总参情报部杰出的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不被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更何况他们提供的情报有违斯大林的心意，在斯大林看来不值得相信。战争爆发前，
“红色乐队”最后报告了德军进攻的消息。这个情报对斯大林有所触动，他问国外
情报部部长资金，这些情报是从哪里搞来的，是否可靠，他们又是如何搞到这种绝
密情报的。当他被告知，情报来源在德国，他沉默不语。然后他对费金说：“除了
皮克（德国共产党领袖政ｈ，其他德国人都不可靠，是吗？”费金答：“是的，斯
大林同志。”他明白斯大林的言下之意，这些情报来自纳粹党员和德国军官，很不
可靠，很可能是德国人故意传递的假情报。斯大林对自己的主观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