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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地方是块不同寻常的福地。只有那些极为幸运享有的物质产品比他们
实际需要的更多的人们才可能萌发我们的道德社团应与我们的生物物种是
同一的假想。那些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的人民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道德
普遍论是富人们的发明。
世界上富庶的地方；那些已经实现了启蒙运动的某些梦想的地方；亦是
技术起飞之地。甚至在启蒙运动开始使欧洲成为民主的之前；技术便开始
·7·使欧洲富起来。只有那些已经特别富的因而生活很有保障的人们；才可能
严肃地考虑民主观念；更不要说全球民主的观念了。道德理想主义与经济
成功携手并进。后者显然不是前者的充足条件；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向尼
采承认；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我们还应向尼采承认；任何可预见的技术应用都不可能使每个
人类家庭富裕到足以让它们的子女享受幸运之地的家庭现在认为其子女理
所当然应享有的机遇；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类似机遇。还没有谁写出这样
的剧本：其结局是每个在秘鲁、安哥拉和孟加拉出生的孩子都不必去做工；
可以上学至18岁；如果很有天赋的话；然后继续上大学深造；从而可以最充
分地发掘其潜能。甚至去展现这些国家的家庭不是尽可能多地生育收入来
源而是理智地实行生育控制的剧本；也未见有人写出。
此外；亦没有谁写出这样一个剧本：剧中展现了幸运的工业化民主国家
的人民如何重新分配其财富；为不发达国家的儿童创造了光明的前景；同时
并未破坏其自己儿童和社会的前景。富裕的民主国家的制度目前与先进的
运输和传播方法难舍难分；尤其是与花费昂贵的技术更是相依为命；所以如
果富裕国家不得不将其享有世界资源的份额减至它们目前消费量的一小部
分；那么几乎难以想象它们如何生存下去。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依赖的是
诸如普及教育、精英社会流动、官僚制度合理性以及关于公共事务的多种相
互竞争的信息来源之类的事物。自由大学、自由报刊、廉洁的法官以及不受
贿赂的警官都是来之不易的。
提及这些尚未问世的剧本就是要指出；世界上那些富裕的地方可能就
像某个人那样提出与一百个饥肠辘辘的人同分她的一块面包。即使她把面
包分了；但是每个人；其中包括她自己；依然是食不果腹。所以就如我所假
设的尼采所言；她很可能做出卑劣之举；或者自欺欺人；或者虚情假意。
我不知道———或许任何人都不知道———建立一个全球合作联邦的设想
是否可能就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毫无希望。技术曾让我们大吃一惊；道德
理想主义者成功地使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又让我们大吃一惊。二者
可能再次让我们大吃一惊。也许有人已经写出了剧本；可我尚未拜读。但
是我目前关注的不是预言；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而关注的是如何以对
“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其他替代答案来描述世界上富有和幸运的居住者
·8·目前的道德状况。
这些替代答案归结为一点即是说；道德理想主义历来是表达一小部分
人的心声；也就是说一小部分人凭空想象地将自己与大部分人划为同一。
51年前；一部分富有和幸运的人将自己想象为：“我们；联合国人民。”他们
选用这些措词的原因之一是；156年前某些同样富有和幸运的人们将自己
想象为：“我们；美国人民”。
时常有人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制定者没有资格将自己称之为
美国人民。人们指出；他们只有资格将自己称作为：“我们；美国拥有财产的
男性白人的代表。”他们的黑人奴隶；他们的白人仆人；甚至他们的妻子和女
儿；都不属此列。类似地；亦有人时常指出；当各国政府代表签署《联合国宪
章》时；他们实际上最有资格说的是类似如下之语：“我们；各国政治阶级的
代表。”
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形成；亦即一个看似不无道理地其实并没有资格将
自己称之为“我们；美国人民”的道德共同体；仍旧是一个设想而未成为现
实。从某些方面来讲；我的国家；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革命和女性主
义不断施加的压力所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这个设想。然而；
就大部分方面而言；它正在衰落。因为美国人的贫富差别正在不断地加大；
穷人对其子女的未来越来越失望。
理查德·波斯纳；唯一一位既是法官又是知名知识分子的美国人；最近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特别强调了这种失望。波斯纳法官写道；
“（美国）男性黑人青年的犯罪率非常之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黑人下层社
会的病态；但是医治这种病态的灵丹妙药；也就是说任何在政治上即刻可行
的和可能有效的药方；却未问世”。＇1＇从波斯纳之言的上下文来理解；“政治
上可行的”意味着“顺从这样一个事实；亦即美国中产阶级不愿为挽救下层
社会的儿童而承受负担”。这种不情愿所造成的局面是；下层社会的儿童无
法希望一生能有一个出人头地的机遇。预言这种不情愿将持续下去即是
说；在未来不会出现任何把美国的政治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儿童团结在一个
道德社团的“我们”。如果说波斯纳关于政治可行性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
那些黑人儿童不会比他们的奴隶祖先在美国宪法制定时期的境遇更好；同
样不属于“我们；美国人民”。
·9·我希望波斯纳是错的；希望我自己的国家的中产阶级不像他所预言的
那样残酷和贪婪。但是；我援引波斯纳对于美国的指责只是为了与联合国
进行类比。我认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是否仍旧可以将“我
们；联合国人民”这个短语用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即一个与人类划为同一
的共同体；的名称。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仅仅是富裕的国家的残酷和
贪婪致使这个共同体无法形成；或者说；即便世界上充满的都是善意；这样
一个共同体的形成是否也只是不可能的。
假定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假定无法设想出一种方法可以使联合
国成员国50亿较贫穷的公民获得体面的生活机遇而同时又丝毫无损于10
亿富人所维护的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假定获得这种机遇的希望终归不是
欺人之谈；就是自欺欺人。假定我们已经超过了人口与资源平衡的临界点；
目前处于无法收拾的境地。假定富有和幸运的10亿人认为事情之所以如
此并不是因为自私和贪婪；而是由于精确的经济计算所致。那么他们将开
始将贫穷和不幸运的50亿人视为其道德需求的多余之物；不能在其道德生
活中担当角色。富有和幸运的人很快就不能够将贫穷和不幸的人视为其同
胞；视为同一个“我们”中的一部分。
这可能有些言之过分。有人可能提出异议；因为对于那些受苦的人们；
有些人虽然无法去解救他们；但确实可以与他们有一种认同感。具有一种
社团意识与能够对于这个社团的其他成员履行义务之间的关系———亦即应
该与能够之间的关系；道德与金钱之间关系；并不那么紧密。
这种异议似乎不无道理；但我认为却无法令人信服。不妨考虑一下波
斯纳的“病态”所提示的类比；亦即认为给予人们希望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与认为在医学上是不可救药的之间的类比。如果一场灾难的受害者挤进了
一家医院；人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医生和护士则开始实行优先分配：
他们决定哪些受害者“在医学上是可救药的”；也就是哪些人适合于接受现
有的有限医疗资源。当美国下层阶级被告知挽救他们的处境在政治上是行
不通的时；他们就如同事件受害者被告知不可能为之进行医疗处理。
在这两种情况中；决定可行与不可行的人皆是通过把某些人排除在“我
们；可以希望幸存的人”之外来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当我们意识到
挽救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不可能的时候；就仿佛他们已经在我们之前死去。
·10·这样的人；正如我们所说的；“对我们来说已是死人。”我们说；生命属于生
者。医生和护士出于明智；为了将受伤较轻者收入医院；只得将所有苟延残
喘者拒之门外。他们必须将这些人置之脑后；权当他们已经是死人。
这些医生和护士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亦即如果你不能为需要帮助的
人提供帮助；那么你说他们是你的道德社团的组成部分就是一句空话。这
又证明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哲学的观点：如果你将一种信念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