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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柯令逊先生赠送给我们那根玻璃管和其他物件，我们对他很感激，所以我觉得我应当告诉他我们用玻璃管做实验所获得的成就，我就给他写了几封信，报告我们所做的实验。他在皇家学会中宣读了我的报告，皇家学会起初以为这些报告没有重大价值，不值得在他们的社刊中发表，我曾经替金纳司莱写了一篇论文，说明闪电和电是同一体，我把这篇论文寄给我的一个朋友密丘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告诉我说，这篇论文已经在学会中宣读过了，但是只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但是有人把这些论文给方寿节博士看，他却认为它们很有价值，不应使之埋没，他建议把它们印出来。后来柯令逊先生把它们交给盖夫，要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中发表。但是盖夫决定用小册子单独发表，方寿节博士并且写了一篇序文。看来盖夫的生意经算盘是打对了，因为加上后来陆续寄去的文章，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稿费他却分文不出。
但是，这些论文在一个时期内在英国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驰名法国和全欧的科学家德保丰爵士，以偶然的机缘看到了这本论文集，他就促使戴立巴先生把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法文版的印行却激怒了宫廷科学导师诺莱神父。他是一个能干的实验科学家，他在以前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电气的理论，当时甚为流行。他起初不能相信这些论文是从美洲来的，他说这必然是他的论敌们为了贬损他的学说而在巴黎捏造出来的。到了后来，他知道了：尽管他以前怀疑过，在费城却真有一个叫富兰克林这样的人，他写了许多信，发表了一巨册的信件，这些信主要是写给我的。在信里他替他的学说辩护，否认我的实验和从实验获得的结论的真实性。
第47节：做这些实验可确实不容易
有一个时候我打算复信，而且已经开了一个头，但是仔细一想：我的论文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核对，如果实验不能核实，空辩又有何用，论文里的意见是仅仅作为假设臆测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因此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辩护。同时我想到两个人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争辩，由于翻译上的错误或由误译所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可能大大地拖长，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的话就是由于译文中的一个错误而引起的，因此我就决定不去替这些论文辩护，我认为与其去替已经做过的实验辩护，不如把我公余的时间用来做新的实验吧。所以我从来没有回答过诺莱先生的信，以后的发展也证明我不回驳他的信是对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出来替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论点。我的论文集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他们抛弃了诺莱神父的学说。所以他在死前目睹他自己是他的学说的最后信奉者了，例外的是巴黎的B先生，这位先生是他的高足和承受衣钵的弟子。
使得我的书籍特别迅速和广泛地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书中所建议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个实验的目的是在把云中的电引到地下来，是戴立巴和德罗两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件事轰动一时，遐迩闻名。德罗先生拥有一个实验室，并且讲授实验科学，他就着手重复他所谓“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过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关于这个重要试验的经过以及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获得成功，因此使我感到无限快慰），我在这里不赘言了，因为在电学史上都记载着这两件事。
一个叫做赖特的英国医生，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朋友（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非常重视我的实验，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接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通讯。著名的华生博士把过去曾经宣读过的和从那时以后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有关电气的通讯做了一个扼要的报告，并且对我赞扬备至。这个报告以后就发表在他们的社刊上。有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睿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也把结果报告给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初期对我忽视的错误，并且对我十分优待，没有经过我申请，他们自动地选举我为皇家学会会员，给我这个荣誉，并且决议豁免我缴纳例行的入会费。入会费是二十五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赠送给我他们的社刊。同时他们还赠送给我一七五三年高富利·柯普立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费勋爵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推崇备至。
上述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田纳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在给奖时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敬意，措辞十分殷勤，他说他对我的品德闻名已久了。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时的习惯正在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们劝他跟我交往，他们说我能够给他最好的忠告，最能够协助他使得他的执政一帆风顺，因此他说他极愿与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业主对于宾州具有善良意图的话，他说如果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对业主各项措施的反抗能够放弃，使得业主与他的臣民能够言归于好的话，这对我们大家，特别对我，都会有好处。能够促成这种形势的，他说大家认为非我莫属，而且我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云云。饮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不回到餐桌旁去，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就大喝起来，酒喝得愈多，他的恳求和许愿也就愈多了。
我回答如下：我说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情形很好，我不需要业主给我任何恩赐；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无法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但是，我说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个人的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所提出的公共措施看来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我一定会比别人更热烈地加以拥护和赞助。我过去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业主所提倡的措施显然只为业主的利益服务，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说我十分感激他（州长）对我表示的好意，他可以相信我将尽我的力量使他的执政尽可能地顺利，同时我希望他没有像他前任那样带着不幸的指示来，这种指示曾经使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关于这一点他当时不加解释。但是当他后来开始与州议会办事时，这个指示又出现了。双方的争执又恢复了，而我还像过去一样地积极抵制，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业主指示通知州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对于这些指示的意见也是我执笔的。这两个文件可以在当时的议决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但是在我们私人之间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仇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动人。他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士·雷夫还活着，他被认为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他在腓特烈亲王和国王的纠纷中曾被雇用过，因此获得了一年三百镑的恩俸。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声誉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蒲柏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第一流的。
州议会终于发现业主执迷不悟地坚持用指示束缚他们的代理人州长，这种指示不但违反人民的利益，而且对英王的军务也有妨害，因此州议会州议会全体一致通过的许多议决案——何年何月？——［富兰克林写在边上的疑问�